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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一私营媒体大楼遭炸弹袭击

作者:佚名   时间:2018-12-19 12:11   

希腊一私营媒体大楼遭炸弹袭击

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壮丽史诗!

军事战略从来是为实现党和国家战略目标服务的。我们党和国家的战略目标,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912年,蒋介石因为刺杀革命党人陶成章而避祸逃往日本,躲过风头之后,他又悄悄潜回了上海,并准备回溪口去看望自己的宝贝儿子经国。行前,蒋介石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把自己即将回家省亲的事告诉给母亲及毛福梅。信未,他故作轻描淡写地附了一笔:“不孝儿要携一新妇侍奉母亲大人。”

这轻描淡写的一笔附言,才是蒋介石省亲之前先写这封信的要旨所在。他深知自己在外纳妾会使母亲和发妻毛氏大受刺激,但“丑媳妇总得见公婆”,自己纳了这个小妾,不能一辈子储之金屋,他采取了先写一封家书下点“毛毛雨”的办法,让丰镐房的两位女主人先有个精神准备,心理上有个“缓冲过程”,以免自己突然携一小妾回家,使母亲和毛氏在。的情况下做出些失态的举动来,到那时“后院失火,醋海狂澜”自己怎么应付得了呢!

毛福梅乍一听说丈夫在外面纳了妾,而且还要带回家来,霎时间只觉天旋地转,如临末日。她一把抱起尚不足3岁的经国,忍不住涕泪交流、失声痛哭。

蒋母对儿子在外面做出这等辱没门风、累及妻儿的丑事也是深感痛心。几天来,街面上已是议论纷纷,大家都为平日温良贤惠的毛氏遭此奇辱而忿忿不平。蒋母是个爱面子的人,她觉得既然木已成舟,再说什么也是晚了,俗话说“儿大不由娘”,毕竟当时男人纳妾并不是太大的新鲜事,身为丰镐房的长一辈女主人,蒋母痛定思痛,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家丑不可外扬”,万一毛氏不依不饶,岂不是让别人看蒋家的笑话么?两害相权取其轻,老太太决定先把媳妇这一头安定下来再说。思谋妥当,她来到了毛氏屋里,对犹自饮泣不止的毛福梅说:“不管怎么说,你是我们蒋家明媒正娶的媳妇,经国是我们蒋家的嫡长孙,这是谁也改不了的。任他什么样的人,就算进了我蒋家的门,也不过是闲花野草,你不要管他!

婆母的一番话,对毛福梅是个莫大的安慰。她抬起泪眼望着婆婆说:“我回娘家,谁来照顾经儿和你老人家?再说,那个女人来了如果住着不走,难道我就一辈子住在娘家?”

“你老人家放心,我不会让外人看笑话的。”毛氏轻轻一句,把蒋母胸中那个难解的结一下子解开了。王采玉轻舒一口气,心中感叹:这是个多么好的媳妇啊!

蒋介石在外面新纳的这个小妾名叫姚怡诚,又名怡琴。关于姚怡诚的身世,据民国十六年十月十八日天津《益世报》载文介绍:“女出身寒微,当南北和议告成时,蒋随陈英士居沪,蒋亦偕往,恰琴在法租界集妓处作房侍,在筵席间见蒋氏,终至以身相托。”

姚怡诚出生在苏州冶长径河北岸一个名叫南桥的小镇上,乳名阿巧。阿巧红颜薄命,幼时父母双亡,她只好随叔父姚小宝过活。

阿巧十几岁时,叔父姚小宝招乡人沈天生入赘,与阿巧成婚。因为是“倒插门”的女婿,沈天生就成了姚天生。

这位姚天生有两个叔父,当时在上海西藏路八仙桥一带做工,主要干一些力气活,堂子里的妓女要出门应酬,他们便抬了轿子负责接送;谁家里有了丧事,一应殡殓事宜也由他们来做。阿巧结婚后,也随姚天生来到上海,姚天生跟着叔父们干力气活,阿巧则被介绍到堂子里去当佣人(上海人称“娘姨”)。

不料来沪不久,姚天生就染上了毒瘾和酗酒恶习。本来温饱之外还略有盈余的小日子渐渐入不敷出,越过越艰难了。贫困加上陋习,破坏了小家庭的和睦。姚天生每每喝得酩酊大醉,毒瘾发作时还经常对阿巧大打出手。阿巧不堪凌辱,遂自己在上海五马路一家名叫“群玉芳”的堂子里谋了一份差事,从此不再回家了。

阿巧到“群玉芳”后,仍做一些侍候高级妓女的工作,被称为“细做娘姨”,负责高级妓女的起居照应、送往迎来等。在这里,她有了个花名,唤作“恰琴”。

当时,陈其美是“群玉芳”的常客,蒋介石经常随陈其美出入,认识了这位在堂子里当女佣的姚怡诚。

蒋介石幼读诗书、数度出洋,见过一些世面。十里洋场的风光,灯红酒绿的繁华,早已很对他的胃口。香风熏染之下,他越来越觉得乡下那个土里土气的老婆与自己这“革命青年”的身份不相称。何况这时的蒋介石不单单是革命青年,而是早已做了“革命军官”了呢。结识了姚怡诚之后,他很快为姚恰诚撩人的芳姿和善解风情的妩媚所倾倒。从相识到相熟,两个人很快堕入了情网,如胶似漆。

蒋介石与姚怡诚明来暗往的热恋,一开始是瞒着陈其美的。因为蒋介石毕竟心存顾忌,姚怡诚是陈其美长期包下来的那位高级妓女的娘姨,这种偷香窍玉的事搞到自己“义兄”的内室里,好说不好听。可是,陈其美是个风月老手,虽然蒋、姚二人偷偷摸摸,又怎能瞒过他的眼睛。到底是义结金兰的兄弟,彼此的性情都很熟悉,陈其美同蒋介石一起到堂子里打牌,趁着大家玩得高兴,陈其美点破了这层“窗户纸”:“义弟,你觉得怡琴这姑娘怎么样?”陈其美望一眼刚刚上过茶转身出去的姚怡诚,意味深长地问蒋介石。

“还很风流,对不对?”陈其美含笑着看蒋介石,见他有点发窘,遂又大度地一笑,拍拍他的肩膀,小声问:“你喜欢她吗?”

事情挑明了,蒋介石花了一笔钱把姚怡诚从堂里接了出来,又在外边找了一间房子,两个人开始了不是新婚胜似新婚的同居生活。

她虽然结过婚,却更具成熟少妇的温柔体贴与风流韵味;虽然出身寒微,却因为久居上海而陶冶出一种现代女性的雍娴典雅的气度。姚怡诚长期混迹于“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既见过大世面,又懂得怎样才能讨男人欢心。因此,着实过了一段云雨兴会、鱼水相欢的甜美日月。直到蒋介石因杀陶一案余波未平,自己又想念儿子,提出回家乡躲避一阵时,才猛然意识到自己与姚怡诚之间还隔着一座大山,还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毛福梅和宝贝儿子蒋经国。

蒋介石与姚怡诚热恋时,不敢向她说明自己是个有妻有子的人;公开同居后,他又不忍道出实情使姚怡诚伤心。如此一再隐瞒拖延,直到回乡之日迫近,才意识到问题的确有点不好解决:不带姚怡诚回乡吧,自己毕竟与她补办过婚礼,都可以日后再定名位,反正不是露水夫妻,说一声“散”就可以各奔东西的。再说,以当时蒋姚二人的感情而论,蒋介石也不忍把这如花似玉、温婉可人的姚怡诚一脚踢开啊;若是带着姚怡诚回乡,麻烦就来了。先不说母亲大人和毛福梅会怎么样,就是眼前这位姚小姐,一旦踏进丰镐房,骤然得知自己原来已是娶妻生子之人,自己也是绝难处置。思来想去,蒋介石的蛮性上来了,想逮狐狸不怕骚,想吃蒸芋不怕烫,男子汉大丈夫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话挑明了,凭着自己这三寸不烂之舌,凭着对姚怡诚的了解,先把这一头“摆平”了再说。

横下一条心,蒋介石把实情合盘端出。原以为姚怡诚虽然性情柔顺,乍听了这种事也会大哭大闹一场的。没想到她只是怔了一怔,旋即默默地低了头,什么也没说。

一股难以言说的内疚之情涌上心头,蒋介石不由得双手抱住姚恰诚:“我们是老派的方式结合的,我跟她很少一起生活,徒然有个名分罢了,没什么感情的。这个这个

”“你不用解释了”,姚怡诚打断了蒋介石表白,“说什么也都晚了。反正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以前你做过什么,我不管;今后我只有一条:你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我是决计不离开你的!”

“当然当然,这个不用你说”。蒋介石连连答应,脸上闪过一丝得意的微笑--他果然把准了姚恰诚的脉:姚氏在同蒋介石结婚之前,自己也是有丈夫的,他俩是“豁嘴骂豁嘴--谁也说不了谁”。

蒋介石踌躇满志地出现在溪口镇那惟一的一条大街上,他的身边跟着一位仪态万方、香艳绝伦的年轻女人。古老的溪口镇,人们世代比邻而居,谁家吃饭时摔破了一只碗,第二天差不多全镇的人都能知道了。蒋介石在外面纳了妾,要带着回到丰镐房来,这消息自从蒋母收到了儿子的信之后,早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左邻右舍。现在,蒋介石果然大模大样地携着小妾回来拜见婆婆了。一时间,远远近近的乡邻们蜂拥而至,都等着看蒋家内宅的热闹。

临近家门,蒋介石心里也有点紧张。以往,家里人知道他回来了,都是提前就站在大门外迎候的,这一次却连一个人影也不见。蒋介石只好把姚怡诚领到报本堂,让她在那里暂候,他自己一个人先去拜见母亲,试探一下再作道理。

蒋介石知道,母亲一定在经堂里念经呢。他径直来到经堂,见母亲果然正在那里诵经,夫人毛氏带着儿子也随侍在一旁。

毛福梅眼看着丈夫大步走进经堂,心里一阵酸楚,几乎就要落下泪来。见婆婆没有理睬蒋介石,毛氏又生怕节外生枝,慌忙咽下一口酸水,牵起经国的手迎上去:“你回来了?”又低头对儿子说:“经儿,叫啊,叫阿爸!”

蒋介石不自然地笑了一下,伸手想把儿子抱起来。不料孩子认生,直往王采玉身边扑了过去。

蒋介石失望地直起腰来,再一次恭恭敬敬地同母亲打招呼:“阿妈,带了怡诚来行礼,她等在外面呢。”

蒋母的话,乍听起来火药味十足,可是蒋介石听了却如闻纶音,乐得差点儿蹦起来。他是何等聪明,怎么会听不出弦外之音来呢?“莫非等人抬了大轿去接”,言外之意就等于说“来了什么还不进来?”这就意味着:母亲尽管对自己私自纳妾的事感到不悦,但她毕竟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

蒋介石按捺住喜悦的心情,又向发妻毛氏投去了含义复杂的一瞥。进门之前,他已做好了心理准备:接受母亲的责骂,面对地毛氏的哭闹。出乎意料的是,母亲并没有责骂,虽然老人家的态度是明显的不悦,甚至冰冷如霜,但毕竟还是接受了现实,毛氏也没有像传统的元配夫人那样,对自己的丈夫在外纳妾表示激烈的反对。母亲和毛氏的态度,使蒋介石大感诧异之外,不禁暗自感到深深的愧疚,他投向毛氏的一瞥,就饱含着歉疚。

姚怡诚是在大上海的风月场中混过饭吃的,对于蒋介石现在的处境和苦衷颇能理解。何况蒋姚结合,责任也不全在蒋介石一方,她自己也是心甘情愿的。基于这种原因,她也觉得有愧于蒋母和毛氏。于是,她调整好情绪,来到了经堂门口,用着温婉亲切又怯生生的口吻喊了一声:“阿妈”,然后款款走到端坐不动的蒋母面前,春风微敛、玉柳弯腰,轻轻跪在蒋母膝前:“阿妈,给您请安了!”

这一下,王采玉再也绷不住劲了,笑靥顿展,急忙伸手把姚怡诚搀了起来。再定睛细看,只见这小妇人春风桃面,老太太顿时对她产生了好印象,正待开口说点什么,只见姚怡诚已转身子,面对毛福梅深深一躬:“你就是阿姐吧?小妹向你陪罪了!”说着又要跪下去。毛氏为人敦厚,从来笃信“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的古训,如今见婆母的脸色由阴转晴,明摆着是接受了姚氏,知道事已至此,无可挽回了。于是她慌忙拦住了盈盈欲拜的姚怡诚:“小妹,进了蒋家门,就是一家人了嘛!”

站在一旁的蒋介石见此情状,暗暗地出了一口长气。围在蒋家门外的众乡邻原以为今天会有一嘲好戏”看的,没想到蒋母慈祥、毛氏大度,化解了一场风波。

蒋介石闯过了家事风波这一关,把姚怡诚带回了丰镐房,陪她在溪口闲居半年之久。这一段日子,是蒋姚之间感情最为融洽的时期。姚氏对蒋母十分孝敬,对毛氏极为尊重,对蒋经国也视如己出,一家人和睦相处,十分美满。这一时期,姚怡诚与蒋介石鱼水欢爱,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4.葬母出妻--追求“完美无缺的婚姻”在溪口闲居,是因为刺杀陶成章的事情还没有过去,蒋介石一方面侍奉老母、陪姚怡诚过着悠闲自在的日子,一方面竖起耳朵打听外面的局势,随时准备复出--他不是一个甘于无所事事的人。

1913年6月,“杀陶”事件已经无人提起,避祸闲居的蒋介石又一次来到上海,安顿了姚怡诚之后,他就来到陈其美麾下,参加了“二次革命”。短暂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再次逃亡到了日本。

1914年夏,蒋介石奉召返回上海,参与讨袁的军事行动,蒋介石被袁世凯通缉。此一期间,他还经常到姚怡诚的住处与姚幽会。后来,通缉蒋介石的风声越来越紧,蒋介石在上海无法立足,只好再一次东渡日本避祸。

几年时间内,蒋介石奔走革命,往来于上海、日本等地。这一时期,他很少顾及妻儿老小,也就更无暇照顾蜇居上海的姚怡诚了。姚怡诚与毛福梅不同。毛氏自从与蒋介石结婚的头一天开始,即已习惯于丈夫不在身边的生活,在蒋母的影响下,毛氏也笃信佛事,整天陪婆母诵经上香,打发孤独寂寞的岁月,也不觉怎样了,后来又有了经国,婆媳俩每天侍弄孩子,即使蒋介石不在家里,她们也并不感到寂寞了。而姚怡诚则不同了,她一个人住在上海,经常是一年半载都得不到蒋介石的一点音信,还要一天到晚为蒋介石的安危担心。这样的生活环境,当然使她备感孤独无聊、烦恼苦闷,为了打发日子,她染上了赌博恶习,整天到邻居家里打牌,有时通宵达旦。

姚氏闲居,靠蒋介石养着她。但这一时期蒋介石也是忙于革命,根本不可能养活姚恰诚。那么,蒋姚二人靠什么生活呢?

原来,蒋介石在上海结识了张静江,张家是浙江湖州南行镇的豪富之家,张静江本人也十分豪爽,蒋介石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经费和个人开销,都靠张静江的资助。为了报答张静江,蒋介石命姚怡诚拜张静江为过房爷,蒋姚二人在上海的开支用度就都包在了张静江的身上,据说这笔钱曾达10万之巨,但张静江当了姚怡诚的过房爷,这笔钱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了。

1916年,蒋介石随张静江等人在交易所做投机股票的生意,得以同姚怡诚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也就是这一时期,蒋介石发现姚怡诚染上赌博恶习,他屡屡出言劝止,但姚怡诚已经养成打牌度日的习惯,一时又怎么改得掉?这就酿至两人的关系出现裂痕。

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他对姚怡诚的嗜赌恶习的种种不满:“1919年10月18日:冶诚赌博不休,恶甚、恼甚。

这一段时间,蒋介石在政治上很不得意,虽然在孙中山组建军政府后,他曾因上书言兵而受到孙中山的赏识,并被召至广州委以军职,但蒋介石心高气傲,约束部队极严,因此每每与地方势力发生磨擦,经常是干着干着就辞职返回上海。回到上海赋闲,又因为无所作为而心生“怀才不遇”之感,心情非常苦闷。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难怪他对姚怡诚的赌博恶习“恶甚、恼甚”了。

1919年秋,蒋介石到日本去了一趟,他带回来一个3岁多的小孩,说是自己的儿子。蒋介石为这个儿子取名为蒋纬国,谱名建镐。这样的名字,与他的长子经国相配,正好是一“经”一“纬”一“丰”一“镐”关于蒋纬国身世的问题,一般有三种说法。第一,政治圈内流传: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袁世凯悬赏缉捕“乱党”,革命党人纷纷亡命日本避祸,在日本3年期间,蒋介石和戴传贤共租一屋居住,房东为他们介绍一位下女,三年共处下来,多出两个小壮叮长的归戴传贤所有,小的属蒋介石,就蒋纬国。第二,传说蒋纬国就是蒋介石的儿子,是蒋介石与一日本女士同居所生的。

除生了蒋纬国之外,还生了戴安国。后来,戴安国过继给戴氏元配钮有恒抚养。所以,蒋纬国、戴安国都是蒋介石的儿子。第三、根据《蒋纬国报到卜书中所说,蒋纬国和戴安国都是戴传贤所生,不敢将纬国带回,故交给蒋介石抚养。

根宝所写的《亚洲内幕》,里面有一段写到:蒋介石元帅二子蒋纬国少尉,是国民党元老戴传贤的儿子,以后为了某个原因过继给蒋公。后来,他问戴传贤先生,戴拿出一面镜子,让蒋纬国自己照自己侧面,问他:是这边像蒋公呢?还是那边像蒋公?

蒋纬国说,对于两位了不起的人物,他做谁的儿子都愿意。1989年1月11日,蒋纬国先生在一次演讲中又说到: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戴传贤,“作谁的儿子,我都愿意。”

关于蒋纬国到底是谁所出,时至今日仍是个天大的不解之谜。蒋介石把蒋纬国带回到姚怡诚住处,嘱她代为抚养,以“义子”视之。

姚怡诚自己从未生育,这一时期又经常与蒋介石闹纠纷,自感夫妻关系日趋紧张,又怕蒋介石“休”掉她,她欣然接受了纬国这个“义子”,把自己的感情全部倾注到纬国身上,视如己出。

在上海过了一段日子,姚怡诚又携纬国回到奉化溪口丰镐房,三个女人共同扶养两个孩子,上上下下相处十分和睦。

蒋纬国来到溪口,给丰镐房又增添了一股新鲜活力。更重要的是,蒋经国从此又有了一个小伙伴,小兄弟俩每天在一起嬉戏玩耍,快活异常。对蒋纬国,姚怡诚确是尽到了一个母亲的责任。纬国到溪口后,进入奉化幼稚园。姚怡诚为了照顾纬国,特意从溪口迁出,到奉化城里周家借居,以便每天亲自接送纬国。1922年,纬国到了上学的年龄,与哥哥经国一起进入宁波小学就读。为了照顾孩子上学,姚怡诚又迁居宁波。这一时期,毛福梅也经常从溪口赶到宁波看望这小兄弟俩。第二年,经国和纬国转入上海万竹小学学习,姚怡诚再度迁回上海,照顾他俩的起居饮食。

毛福梅和姚怡诚虽然不辞辛劳尽力地照顾抚养蒋介石的两个儿子,但蒋介石对此却毫不领情。对这一妻一妾,他早已心存异念。概括起来,他对姚怡诚的不满主要是因为她的嗜赌、不会体贴丈夫等。还有,姚怡诚没有什么文化,虽然与蒋共同生活后,曾在蒋的安排下跟随奉化县新作女校的毕业生陈志坚学过一段时间的文化知识,但那种“速成”式的短期教育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素养,蒋介石之所以厌弃姚怡诚,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对于毛福梅,蒋介石从来就没动过真情。毛福梅生性宽和厚道,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然而蒋介石需要的不是这种“贤妻良母”式的夫人。他的择偶标准随境遇而变化,随需要而变化,是从来不以情感的好恶为转移的。

在如此处置姚怡诚的问题上,蒋介石至感头疼,一时无法决断。这里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一旦离弃姚怡诚,肯定会伤害小儿纬国的感情”。此外,即使对纬国的感情毫无伤害,也得考虑日后纬国由谁抚养的问题。正如他在日记中说的:“盖因弃去,一则纬儿无人抚养,恐其常起思母之心;一则藕断丝连,虑其终结不解之缘。”

1921年春,毛福梅因为思念儿子,就把蒋经国从奉化小学接回了溪口。蒋介石闻讯后,认为此举“实属不成体统”,是要耽误儿子的前程的,因此对毛福梅大加训斥,甚至动手殴打毛氏。第二天,蒋介石就写了一封信给毛懋卿,“缕诉决裂情形及主张离婚理由”,并将毛氏逐回娘家。

蒋母王采玉与儿媳妇相处日久,感情很好。对于毛氏擅自将经国接回家里,她虽也表示不满,但蒋介石对发妻大打出手,甚至将其逐回娘家,也引起王采玉的愤怒。在她的坚持下,毛福梅又回到了溪口。当时王采玉已是重病缠身,蒋介石对毛氏返回丰镐房虽然极度反感,却也不敢公然与母亲作对,故尔苦恼异常,他在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心情:“母亲老悖一至于此,不仅害我一生痛苦,而且阻我一生事业,徒以爱子孙之心,强欲破镜重圆,适足激我决绝而已。”

蒋介石和毛福梅的关系经这一场风波,已经破裂到无可挽回的程度了,他与姚怡诚的关系也日益紧张。1920年春,蒋介石目疾才愈,又不幸染上伤寒,病倒在上海波崎医院的病床上。王采玉闻讯,吓得不顾自己也有病在身,急速带着儿媳毛福梅赶到上海,婆媳二人没日没夜地守在医院里,悉心照料生命垂危的蒋介石。

两个月后,蒋介石死里逃生。但经此一劫,蒋介石如脱胎换骨,他瘦得皮包骨头,心情也非常恶劣。就在蒋介石生病住院、与死神殊死抗争的时候,姚怡诚依然不改嗜赌恶习,不但不关心蒋介石的安危,反而经常到医院去为庸常琐事与蒋介石纠缠不休。对此,蒋介石耿耿于怀,至为伤心。

毛、姚二人,都不称蒋介石的心意。蒋介石离弃之意日渐坚决,只是因为母亲的病日益危重.他无暇分心罢了。

蒋介石悲痛欲绝,每日在灵前大哭数次。蒋母于当年11月21日下葬,孙中山特派陈果夫为代表,戴季陶、居正等要员亲来送葬。

将近半年的时间内,丰镐房内吊客川流不息。蒋介石听凭毛福梅以女主人的身份支应内外,自己则专意陪同方士为母亲选择墓地。直到葬礼已毕,母亲大人人土为安之后,他才突然作出了“出妻”的决定。

11月28日晚,蒋介石坐在母亲生前的佛堂里,埋头在写什么文字,过了一会儿写好了,他便把蒋经国、毛福梅和姚怡诚叫到跟前,手捧写好的文书,颤声宣布:与妻妾脱离家庭关系。他读道: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之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于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而再有波累。

余十八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唯每念老母在堂,总不使以余不肖之罪戾,牵连家中之老少,故每于革命临难决死之前,必托友好代致留母遗禀,以冀余死后聊解亲心于万一。今后可无此念,而望尔兄弟二人,承志继先,以报尔祖母在生抚育之深思,亦即所以代余慰藉慈亲在天之灵也。余此去何日与尔等重叙天伦,实不可知。余所望于余等者,唯此而已。纬两儿,并留为永久纪念。

毛福梅听到“离异”二字,耳朵里顿时嗡地一声,再也听不到丈夫要说的是什么了。毛福梅想,从前有“七出”之条,现在竟又增添了“为了革命”而出妻的第八条。老母在堂需要我,尸骨未寒,还倒成了“报母恩”的“大义”之举”,真是怎么也无法理解。一时间,她只觉得天昏地暗,怔怔地站在那里,过了好一会儿,才“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边哭边指责蒋介石恩将仇报,丧尽天良。因为事出突然,毛福梅激愤过甚,一时也顾不上斟词酌句,顾不得经国就在身旁,把什么话都骂出来了。

蒋介石把“出妻条示”宣读完毕,正想解释几句。不料毛福梅倒先哭骂起来,而且越骂越不着边际,骂得蒋介石心头火起,随手拿起一根皮带,兜头盖脸就往毛福梅身上打了下去。毛福梅气怨交集,顿时失去了理智,她冲上去抓住蒋介石,与他拼命扭打起来。

蒋介石生性暴戾,哪会吃毛福梅这一套?他当即扭住毛福梅,没头没脑地乱打起来。在旁的亲友们一拥上前,把毛福梅拉到楼上躲了起来,蒋介石仍是余怒不消,他冲开亲友们的阻拦,抓住毛福梅继续痛打,又揪住毛福梅的头发,将她从楼上拖到楼梯口,直到儿子经国流着眼泪跪在他面前苦苦哀求他别再打母亲了,蒋介石才在亲友们的劝说下停止施暴,走出了房门。

姚怡诚听罢蒋介石宣读的“条示”,本来也想当众与蒋介石大闹一场的,可是没等她发作,毛福梅已哭闹起来了。姚怡诚眼看蒋介石对发妻大打出手,知道以自己的身份,闹将起来也不会比毛氏有更好的下常于是,她乘丰镐房内正吵闹得天翻地覆时,一个人带着蒋纬国离开了蒋家祖宅。

蒋介石与姚怡诚脱离了关系,但纬国怎么办呢?无论怎么说,纬国是蒋介石的儿子,总不能就此不明不白地归了姚怡诚。于是,蒋介石把纬国的抚养留给自己的留日同学吴忠信,让纬国拜吴忠信夫妇为“干爹”、“干娘”。而实际上,姚怡诚仍然带着纬国一起生活,因为这时候的蒋纬国已经离不开姚氏了。

此后,蒋纬国就一直跟在姚氏身边,以生母之礼待之。蒋纬国也算继承了乃父风范,事母极孝。1949年国民党被逐出大陆,姚怡诚在纬国的安排下也迁往台湾,于1966年病逝。

蒋纬国曾就姚氏葬礼的规格请示蒋介石。蒋介石闻听姚氏死讯,最后告诉蒋纬国:“你负责把你义母的后事办好,但要顾全咱们蒋家的声誉,万万不可大肆声张!”

这种规模、这种方式的葬礼,实在对不起将自己抚养成人的义母,蒋纬国始终为这件事闷闷不乐,便觉得有一件大事未了。直到1990年,蒋介石与蒋经国均已去世,蒋纬国终于得到了一个补报的机会,在台北的善导寺为姚怡诚举行了百岁冥诞纪念追悼会,了却了心中的一件大事。

至于毛福梅,虽惨遭蒋介石的毒打,却仍然坚持不同意离婚。蒋介石在亲朋故旧的激烈反对下,只得允许毛福梅继续留在丰镐房老宅里,那个“离婚”的“条示”也只是成了一种形式的象征。

从此,毛福梅成为丰镐房里地位特殊的女主人,她不承认离婚的“形式”,却默认了离婚的事实,独自操持丰镐房的家务,将全部情感寄托于诵经拜佛和儿子经国身上。

蒋介石之所以如此决绝地与妻妾同时“离异”,除了人所共知的原因之外,他还有一个在当时不能说出口的理由--他的感情世界里,已出现了另一个追求对象,这个人就是陈浩如。

实际上,早在蒋姚同居时期,陈洁如就已出现在蒋介石的情感世界中,当蒋介石挑剔姚氏“嗜赌”、“不知体贴人”的时候,他已在狂热地追求着陈浩如了。

蒋介石一生追求至高无上的权力,也一生追求完美无缺的婚姻。他的这两个欲望,一个使他成为独夫民贼,茶毒了千百万人民;另一个使他成为喜新厌旧的“陈世美”,害苦了3个无辜的女人。

关于蒋介石第三位夫人陈洁如女士的身世,多年来众说纷经,莫衷一是。陈清如在世时,蒋家王朝出于“为尊者讳”的原因,始终对陈洁如的出身及其在1920-1927年间的行藏讳莫如深。蒋介石本人以及他周围的官僚政客们,宁肯听任人们在各种传言中对陈洁如百般诋毁,也从来不肯站出来澄清事实。直到几年前,陈洁如于60年代撰写的《回忆录》在尘封30年后冲破禁锢,得以正式出版发行,人们在“著者前言”中仍可看到晚年的陈洁如对社会上的种种传言所表示的愤怒:“甚至到了今天,有虚构成习的新闻人员仍然将我描绘成一个欧亚混血儿、一位传妾、一位女教师、一位俄文翻译、一个女冒险家,甚至是一个女骗子。”

陈洁如生于1906年,原籍浙江宁波,乳名阿凤。陈洁如是一位纸商的女儿,家境小康。她13岁时进入女子学校上学,因为她自幼聪敏好学,所以进入女子学校后,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深得老师喜爱。那时候,陈洁如结识了一位女友--长她5岁的朱逸民小姐。陈洁如经常到朱逸民小姐家里去求问功课,两个女孩子在频繁的交往中建立了友谊。

不久,朱逸民嫁给了上海大亨张静江。其时张静江已是44岁的中年人,他的夫人姚惠在美国因一次意外事故而去世了。张静江为了自己的5个女儿不致于过早失去母亲,也为了自己身边有个异性的伴侣,经人牵线遂娶朱逸民小姐为续弦。

朱逸民嫁入张家后,张的5个女儿都从美国回到上海来了。张静江为给这5个女儿补习中文,特别聘请了一位姓杨的先生为家庭教师,辅导女儿们。朱逸民则把陈洁如也请到家里来当“陪读”,因为陈洁如的中文水平当然比张家的5位“洋”小姐高得多。

1919年的某一天,蒋介石陪同孙中山和戴季陶来到张静江家中,见到客厅里正有一群女孩子在读书,其中一位皮肤白晰、身材匀称的女孩子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张静江遂将女孩子们逐一介绍给来客。从张静江口中,蒋介石了解到那个容貌出众的女孩子名叫陈洁如,他为陈洁如的端庄秀丽和青春魁力所倾倒,当即就寻找话题与陈洁如樊谈起来。

陈洁如毕竟是个女孩子,对蒋介石的过分的热情感到既惶恐又害羞。可是这种窘迫无状的纯真模样反而更使蒋介石觉得可爱,久惯风月的蒋介石对陈洁如一见倾心,开始了肆无忌惮、近乎疯狂的追求。

就在蒋介石陪同孙中山和戴季陶二人访晤张静江的当天晚上,当陈浩如告别了朱逸民走出张府时,忽然发现蒋介石独自一人仁立在张家大门外面,蒋介石满面笑容地迎上前去打招呼:“陈小姐,你要到哪儿去?”

陈洁如被问愣了。虽然蒋介石白天在张府时曾多次找借口与她搭话,其热情近于殷勤的态度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她与蒋毕竟只是一面之缘,而且是在特殊的场合下礼节性地见面,现在出了张府的大门,蒋介石就与一个陌生人无异了。出于少女的腼腆,陈清如略低了头,勉强地应付了一句:“我

这样的问题就显突兀了,陈洁如不禁诧异地抬起头来打量了一下蒋介石。在陈洁如这样一个小姑娘的眼里,面前的蒋介石已经是一个岁数很“大”的大人了,瘦瘦的,但并不显得赢弱,下巴比一般人嫌宽了一些,长着一双深沉锐利咄咄逼人的眼睛,这双眼睛正热切地盯住自己,仿佛长了刺一样,直刺得陈浩如粉面微红,急忙又垂下了头。她咬了咬嘴唇,对蒋介石提出的问题感到不可理解,便摇了摇头。

蒋介石笑了,略带浊音:“你的意思是你不知道你家住在哪里?啊呀呀,那么你这位小姐怕不是迷路了吧?”

这种拙劣的调情伎俩对于蒋介石来说是信手拈来毫不费力的,他打趣地继续盯住陈清如。这种小伎俩施之于天真无邪的陈洁如却是立见奇效,只见她略一歪头,露出一个笑靥,却仍是只摇头不说话。

“西藏路88号”,陈洁如朱唇轻启,报了一个假地址。她自幼受到“男女授受不亲”的旧传统的熏陶,从6岁起就与父兄一类的“男人”坐不同席、居不同室。而且,她的母亲一直在向她灌输处女保持贞操的重要性,提醒她要对男人保持高度的警惕。在这种思想教育下,陈洁如小小年纪就已经懂得了男人向女人献殷勤必是有所企图的道理,她当然不能让这个男人轻易得逞。所以,陈洁如在脱身无计的情况下,报了一个假地址。

“不行,绝对不可以!”陈洁如像一只受了惊的羔羊,急切地又是摇头又是摆手。蒋介石却横跨一步拦在陈清如面前:“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不可以?”

陈洁如惶恐地瞪大了眼睛,觉得这个纠缠不休的男人简直是不可理喻。现在她想起了妈妈说过的话,眼前这个殷勤得过火的男人肯定是居心叵测,于是她沉住了气,一字一板地对蒋介石说:“我的父母是非常严厉的人,他们绝对不允许我同任何陌生人在一起走。否则,他们会骂我的。所以,你一定不可以同我一道走的!”

“不不,绝对不行!”陈洁如这一次真的有些惶惊了,她下决心不再理会蒋介石,遂紧闭了嘴唇,拔脚便走。

可惜,陈洁如毕竟还是年龄太小,不会撒谎。她报给蒋介石的假地址不全是假的,只是故意把“33号”说成了“88”号,而“西藏路”这个大方向并没有错报。

这也是陈洁如“经验”不足,心地诚实的一个表现。她自己则深受这一点“诚实”之喜,致使蒋介石终于找上门来。

那一天,陈清如一个人在家里做功课,蒋介石满面通红地冲了进来,一见面就大念苦经:“哎呀陈小姐,你可把我害苦了!自从你给了我那个错了的门牌号码,我就一直在这条街上转,像一个贼一样朝每一间房子里探头探脑,幸亏今天从外面看到了你。你为什么骗我?”

“因为我不想让你到这里来!”陈洁如被这突如奇来的造访吓坏了,不加思索地冲口说出了一句大实话。

蒋介石却笑了起来:“你想也罢,反正我终于把你找到了,你再也逃不脱了!”见陈洁如低头不语,他进一步表白心迹:“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从咱们在张家初次相见的那一刻,我就觉得这一辈子我已经注定没法子再喜欢别的女孩子了。这几天,什么事也做不下去,一心只想着要见到你。你知道不知道,我每天都会梦见你!”

这种露骨示爱的言辞并未激起一个年轻如孩子心灵上的震颤,反而使她觉得羞赧无地。有生以来,还从来没人对她说过这样肉麻的话。

正当陈洁如窘迫万状不知所措的时候,陈清如的母亲恰好回家来了。她看见女儿羞龈的神色和蒋介石笑着的脸,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在问过蒋介石的姓名之后,这位母亲示意女儿进入内室,然后以平静得似乎冷峻的语调对蒋介石说:“我女儿今年才只有13岁,只是她长得高一些,发育得早一些,其实她还是个小孩子,你如果有什么事,请去找她的父亲说吧,我不希望有什么事情使她在学习上过于分心。我的意思你明白了吗?”

蒋介石恭敬地笑着,点点头:“我明白,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我很喜欢阿凤小姐,我想要她作我的女朋友。”蒋介石的笑容非常谦恭,可是他说话的口气却是十分坚定。

陈清如的母亲当即委婉而又更加坚决地驳斥了蒋介石的念头。但是,这并没有使蒋放弃对陈洁如的追求。此后不久,他又委托张静江,由张夫人朱逸民向陈洁如再次转达了爱慕之情。朱逸民毕竟是陈清如童年时代的好朋友,陈洁如在她面前倒是肯于吐露心声:“我不喜欢他,我很害怕。怕他的粗鲁,他的眼睛在看我的时候好像有一股火!”

朱逸民笑着向她解释:“男人恋爱时都是这样,热烈得让人觉得可怕,但那正可以说明他对你的感情是真的,你不要太守旧了。你应当学会应付各种男人的追求,了解他们。否则,难道你一辈子都不接触男人吗?”朱逸民温和地望着她。

这以后,蒋介石虽然不敢再到陈家去找陈洁如,但他仍不放过任何接近陈浩如的机会。俗话说:“烈女怕磨郎”,在蒋介石的死缠烂打式的追逐下,陈洁如终于与蒋介石约会并一起吃饭了。但这次约会无论对于蒋介石还是陈洁如来说,都是一次失败的约会。因为,蒋介石在请陈清如吃过饭、喝过咖啡之后,又借口看望他的“姐姐”而把陈浩如骗到一间旅馆的房间里。蒋的用意很明显,可惜被陈清如及时识破了他的不良居心,蒋介石只好悻悻地放走了陈洁如。蒋介石错在操之过急,错在急于求成,结果适得其反,把陈洁如这只“小鸟”吓坏了,吓得再也不肯见蒋介石的面,甚至连他的电话也不敢接了。

那个时候,陈洁如还不满14岁,她对已经30多岁的蒋介石当然不会产生爱慕之情。这种“剃头挑子--一头热”的格局持续了很长时间,蒋介石老着脸皮,盯梢、追踪到家里,甚至把一个女孩子骗进预先开好的旅馆房间里,采取种种文明的和迹近流氓的野蛮手段接近陈浩如,仍是换而不舍,“斗”志弥坚。

1921年秋,陈浩如的父亲突然病逝,这就给蒋介石创造了一个再次接近陈洁如并求得她原谅的绝好机会。蒋介石闻知丧讯后,竟也穿了孝服前来往吊唁,并留下来帮助料理丧事,里里外外照应得十分周到,殷勤备至、体贴有加。由此博得了陈浩如的好感,陈母也从此改变了对蒋介石的看法。

丧事完毕后,蒋介石再次请张静江夫妇代为说项。朱逸民对陈洁如,张静江对陈母,都曾讲过这样的话:“如果到了这一步仍坚持不同意的话,那就是不给张静江夫妇面子了。”这种话在陈洁如听来还不觉什么,但对于她的母亲,就是很大的压力了,张静江是上海滩上的大人物,是孙中山的红人,是财大势大的工商业巨子,这个“面子”陈洁如的母亲是不好不给的。

陈母一面对张氏夫妇亲自出面作媒表示感谢,一面出于慎重的考虑,用了长达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对蒋家进行了调查,包括蒋介石的家庭成员、家境等等,调查的结果令陈母大失所望--原来蒋介石不仅已有一妻一妾,而且当时尚无正当的职业,对这样一个人,把女儿嫁给他怎么能放心呢?陈母有些后悔了,后悔不该在张氏夫妇那里松口。

张静江闻讯后,竟亲自来到了陈家,当面向陈母详细介绍了蒋介石的性格、业绩及其可以预料的“远大前程”。在张静江的“金面”压迫之下,张母同意了这门婚事。

但陈母和陈清如都坚持一条,那就是蒋介石必须与妻妾离婚,正式娶陈洁如为妻子。蒋介石一口答应,在白手绢上写下了“血书”,表示海枯石烂、永不变心。

1921年12月5日,蒋介石与陈洁如的婚礼在上海举行,证婚人为张静江,戴季陶主持婚礼。这一年,陈洁如只有15岁。

同是新婚之夜,蒋介石于心满意足之余,向陈洁如吐露了他这一生中的三个愿望:第一,娶陈清如为妻;第二,得到孙中山的赏识;第三,将全国统一于一个中央政府之下。

在从上海到宁波的海轮上,陈洁如作了一场恶梦,梦见海上狂风大作、巨浪翻涌,船上只有她一个人,到处都找不到蒋介石的影子,一个巨浪将陈清如卷人无底的深渊

蒋介石婚前必须与原来的妻妾离婚,这是他亲口答应了的。但是,事实上蒋介石与毛福梅的离婚只是走了个形式,陈洁如在随蒋介石回乡之前即已知道毛氏仍居住在丰镐房蒋家祖宅内。因此,陈清如一直念念于心,暗中想象蒋介石的这位前妻会是个什么样子,会不会妒嫉挑剔自己等等。出于一个年轻女孩子的善良心愿,陈洁如一路上暗下决心:尽可能与这位毛氏夫人和睦相处。

一见到毛福梅,陈洁如的心里就踏实下来了,这是个性情温顺、和蔼可亲的中年妇女。她谦恭地向毛福梅行了一个礼,毛福梅急忙还礼,并真诚地对陈洁如表示了欢迎。

毛福梅仍以主妇的身份料理着丰镐房的内外家务。她谦和有礼地安顿了陈洁如之后,又到神坛前点燃蜡烛和香火,安排蒋介石携同陈洁如跪拜蒋氏祖先和蒋母遗像。接着,按照蒋介石的授意,陈洁如把毛氏请到上座,并奉茶一杯。

这个仪式实际上意味着这样的事实:蒋介石并没有彻底抛弃发妻毛氏。在公众社会中,陈洁如以蒋介石惟一合法的妻子的名义出现,而在蒋介石的家乡,人们仍然奉毛氏为蒋的夫人,陈洁如在他们的心目中,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妾而已。

陈洁如对毛氏的善良和宽厚的性格颇有好感,真正实现了她要与毛氏“和睦相处”的意愿,陈洁如也不再坚持蒋介石必须与毛氏办理离婚手续的要求,毛氏的存在并不影响她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而且,蒋介石大部分时间并不是呆在溪口,他只要对自己真心实意也就够了,又何必计较毛氏的存在与否呢?

在与毛氏相处的日子里,毛福梅曾经对陈洁如讲了心里话,她说:“我已经年近四十,这辈子也没有什么别的念头了,我只希望经国将来能有出息,这是我此生惟一的愿望了。”

毛福梅的肺腑之言使陈洁如大受感动,她欣然接受了毛氏的委托,答应帮助改变蒋介石的“怪脾气”。

在“希望经国有出息”这一点上,蒋介石与毛福梅是一致的,只不过方式不同,方法各异而已。蒋介石与陈洁如结婚后,认为以陈的教养程度和学识水平,让她来抚养经国多半会好一点,毛氏固然是亲生母亲,但她毕竟没有什么文化,只知道爱护孩子,却不懂得如何教育和培养孩子。但是,陈清如的年龄只比蒋经国大4岁,就提出这种问题来,蒋介石有点没把握。因此,虽然当时蒋经国已被父亲接到上海读书,但一直是跟在蒋介石的妹夫竺芝珊身边的。蒋陈结婚、返乡拜祖等一系列活动,蒋介石都没让儿子露面。

作为母亲,毛福梅当然时刻不忘她那远在上海读书的宝贝儿子,当屋子里只有毛福梅和陈洁如两个人的时候,毛氏突然问道:“你见过经国了吗?”

毛福梅怔怔地望着年轻的陈洁如,她才叹了一口气:“他是个好孩子,最怕他的父亲。我现在总是担心,又是孤零零一个人呆在上海

陈清如被这种深挚的母爱感动了,她诚恳地拉住毛福梅手,告诉她:“请你放心,我回到上海以后,一定尽一切可能照顾他、帮助他,你不必再为他担心了。”

“谢谢你!”毛福梅硬咽着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你肯照顾经国,我这下辈子都会感激你!”

蒋介石回到家乡,心无旁骛地陪着陈洁如游山玩水,日子过得好不惬意。正玩得高兴时,忽然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命他速赴广州,到陈炯明指挥的粤军中任职。

一到上海,她就在蒋介石的引见下面会了当时只有11岁的蒋经国。陈洁如想到自己在毛氏面前的承诺,对经国十分关怀体贴,一下子赢得了经国的好感。从此,蒋经国一直唤陈洁如为“上海姆妈。”

这一时期,陈浩如一直感到身体不适,而且皮肤上出现了不少疮疹。经查,她被蒋介石传染上了淋病,从此丧失了生育能力。这一场病,差一点导致了陈浩如与蒋介石婚姻关系的破裂。后来,还是蒋介石在陈洁如面前设誓:终生不饮酒、不喝咖啡和茶,以此作为自我处罚。这样,陈洁如才原谅了蒋介石。蒋介石虽然是个经常设誓而不守,经常背信弃义反复无常的人,但在这一点上倒是真正信守了诺言:一生不再沾酒和茶,只喝白开水。这次淋病的暴发,使蒋陈二人同时受到了一个严厉的惩罚:他们两人都不能生育了。

不久,蒋介石携陈洁如到广州赴任,蒋介石因为自己的意见不被孙中山所采纳,一住就是两个多月。至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孙中山避难到永丰舰上,发急电请蒋赴穗护驾。蒋介石认为这是他取得孙中山信任的极好时机,遂决立即启程。在决定陈洁如是否随蒋赴穗的问题时,蒋介石与陈母发生了争执。最终,蒋介石故态复萌,又发起了脾气,陈洁如生怕母亲与蒋介石正面冲突起来,只好劝慰母亲,让她不必为女儿赴穗后的安全担心。陈母无奈,女儿已经嫁出去了,她只好作了让步。

此后一般时间内;陈洁如陪伴蒋介石频繁往返于沪、穗之间,有时还回到溪口小祝在奔波往返的日子里,陈洁如并没有忘记她在毛氏面前许下的诺言,主动承担起对蒋经国的抚养和监护责任。每到上海,陈清如都必定抽出时间来看一看经国,关心他的饮食起居和学业,给他买些食物和生活用品。这样,蒋经国开始与这位年轻的“上海姆妈”亲近起来。

陈洁如对蒋经国的关爱之举,深得蒋介石的赞许。蒋介石原先一直担心蒋经国的出现会引起陈洁如的反感,现在这种担心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蒋介石由此更认为选对了妻子,觉得陈洁如有修养、有见识,比毛氏和姚氏都强得多。在陈洁如的关怀照顾下,蒋经国也变得懂事多了,经国都要回到溪口看望生母毛氏,还把蒋介石和陈洁如平时给他的零用钱积赞起来孝敬给母亲。毛福梅在孤独清冷的生活中得到儿子的关怀和孝敬,又从儿子口中得知“上海姆妈”温婉可亲,不由极感欣慰,每日礼佛祈祷时,在祈求佛祖保佑蒋介石父子的同时,也加进了陈洁如的名字。

1924年,蒋介石就任黄埔军校校长一职,他与陈洁如迁入军校校舍,在这里安了一个家。陈洁如从此担任了蒋介石的秘书,负责处理函件往来和一般文件的保管。

陈洁如自度身为军校校长夫人,应当顺应潮流,辅佐丈夫参加革命活动。蒋介石也深以为然,经常携陈洁如参加一些集会,介绍她认识了廖俐岂及其夫人何香凝、汪精卫夫妇等一大批国民党要员。同时,她还结识了风华正茂的共产党人周恩来。

当时的陈洁如绝对不会想到结识周恩来对自己的晚年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事实上,陈洁如于六十年代得以从大陆到香港去,乃完全得益于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批准。

1925年初,第一次东征开始,蒋介石忙于军务,把陈洁如安排到东山区居住,与廖仲恺夫妇为邻。

这年秋天,远在苏州替蒋介石抚养次子纬国的姚怡诚草拟了一封信,命纬国抄写在信纸上,说:“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亲爱的爸爸了,心里非常想念,如果我能长上翅膀,我一定飞到广州去探望我的爸爸

蒋介石收到这封信后,立即拍电报让纬国速到广州。姚恰诚巧计奏效,当即带着蒋纬国直奔广州而来。其时,蒋介石正带着陈洁如在汕头前线指挥作战,忽听侍卫官来报,说是姚怡诚带着蒋纬国已抵汕头港,蒋介石到这时才感到贸然叫姚氏携纬国来广东是有些唐突了,他当时的心情,诚如他自己在日记中所说:“心殊怦怦,恐洁如不悦也。”

可是姚氏来粤,蒋介石纵使为难,也只有硬起头皮去接了。他接了姚氏母子,即安排他们赶赴广州,暂时没告诉陈洁如。

事情到底还是败露了。陈洁如知道姚氏母子来穗后,感到非常恼火。她对蒋介石的一些行事方式颇感不满,即如当初与纬国初见时也是这样,在事前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蒋介石突然把纬国领来相见,还打趣说陈浩如结婚就拥有了两个儿子,问陈洁如“有何感想”。当时,陈与蒋燕尔新婚,不想因此与他闹翻,何况蒋纬国的当时只有五六岁,既单薄又瘦小,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陈浩如心地善良,一腔怨愤很快转为对纬国的疼惜与怜爱,此事就此揭过。可是,现在蒋介石又瞒着自己把姚氏母子从苏州召至广东,这是陈洁如所无法忍受的:在蒋介石花言巧语的哄骗和“解释”下,独自返回了上海。

1926年,蒋介石通过种种政治手腕而攫取了政务和军队的统治权,俨然以“领袖”自居,成为国民党内部的一颗“政治新星”和“军事权贵”。

政治地位的变化和权力欲的膨胀,使蒋介石的择妻标准又有了新的变化。陈洁如尽管有修养有学识,大大胜过了毛氏和姚氏,但她出身于一般的市民家庭,缺乏高贵的社会地位和名门望族的家庭背景,经济实力和政治背景就更无从谈起了。蒋介石的择妻标准经常变化是实,但有一点却是从来没有改变的,他的妻子必须有助于他的“事业”。所以,当陈清如在他夺取更高权力的道路上无助于他的时候,他就开始谋划着抛弃陈洁如,而把目光盯在新的“助手”身上。现在,他心目中最好的“助手”就是宋氏三姐妹中的老三,孙中山先生的妻妹宋美龄小姐。

蒋介石结识宋美龄始于1922年。他对宋美龄一见倾心,很快就向孙中山提出想娶宋美龄为妻。而这时,距他以血书向陈浩如表示“海枯石烂、永不变心”才不过半年的时间。

宋美龄的姐姐宋庆龄也表示坚决反对,她说:“我宁愿看到小妹死掉,也不愿她嫁给一个光是在上海就搞了两个女人的男人!”

除了孙夫人宋庆龄之外,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和美龄的哥哥宋子文也表示反对。在如此强大的阻力和宋美龄已然订了婚的事实面前,换了任何一个男人也会就此放手的。倘若从一个已婚--并且是已经结过三次婚--的男人的角度来考虑,任何一个这样的男人都根本就不该有那种欲念。但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无论蒋介石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单单是他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换而不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性格,就足以令人钦佩!蒋介石的这种性格的确是其束有渐,自幼年起一点一点逐渐形成的。关于这一点,容后再述。

蒋介石认定了的事,就一定要实现。哪怕希望极其渺茫,哪怕根本就没有希望,他也一样竭尽全力去争龋在其后的几年时间里,蒋介石未尝有一日忘记他的“远大目标”--今生今世一定要娶宋美龄为妻。而这时,正是他与新婚的妻子的陈洁如双飞双栖,如胶似漆的时候。

1926年,蒋介石终于从一个普通军事将领成长为一颗“政治明星”,脐身于军政两界的首脑人物当中,成为广州国民政府的核心人物。蒋介石炙手可热了,他终于引起了宋氏三姐妹中的老大宋蔼龄的注意,这位被外国人评价为“意志坚强,具有超凡的能量和强烈的支配人的欲望,精明强干、野心勃勃,是中国影响最大的人之一”的宋家大姐大,对蒋介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料定蒋介石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于是就想方设法笼络他。

这位宋家大姐大不愧为理财圣手孔祥熙的“贤内助”,她对政治的理解,似乎完全依附于“生意经”,她以生意场上的逻辑思维方式来考虑和预测蒋介石这个政治人物的“行情”的涨落,断定“有得赚”,于是就“买进”,把她的三妹作为惟一的“赌注”,押在了蒋介石身上。

陈洁如在她的《回忆录》中曾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蒋介石当时的情状:他边说边在室内来回踱着,好像兴奋。他的喉咙似乎因为紧张而收缩了。“请客!”他自言自语,“我从来想不到会有这件事。而现在,你我终于有缘跟这位大人物同席共进晚餐了。这真是太妙了,妙得难以置信。”

“何必这么兴奋?”我轻松地问,“只是一餐晚饭。天气这么热,我还真不想出门呢!你何不一个人去放怀开心一下?你可以为我设词婉谢。”

“你怎么还没有搞懂?”他一下子就责备起我来,“你必须要体会了解,对我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更接近宋家。你应该知道这几年来我都未能如我所愿地接近我们的总理,而这次吃饭就是一个机会,可以更接近总理的亲戚,这--你懂了吗?”

“你同我一样了解”,他耐心地再说,“广州的军事专才多的是,我完全是因为走了点运,才当上军校校长。我有了地位,但缺少声望。因此,我要走的路线是培养与总理身边的亲人间的友谊。我要把孙、蒋三家紧密地连接起来,要越来越紧密。”

介石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满面爱意地牢牢握着它,以哄劝的口吻对我说:“我们就要跨过重大成就的门槛,在我们革命事业方面和在培养友谊关系方面,你都必须同我站在一起,争取成功。你知道这对我是何等重要。你千万不要不肯去参加晚宴。”

蒋介石所说的这个“重大成就的门槛”,不过是宋蔼龄刻意安排的一次“鸽子宴”--吃鸽子而已。然而,正是这次的鸽子宴,成为了陈洁如与蒋介石婚姻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门槛”,蒋介石从这个“门槛”跨了过去,从此对陈洁如的“柔情蜜意”就一去不复返了。这个鸽子宴,纯粹如陈洁如后来所说,是一次“夺夫宴”。这是蒋介石和宋蔼龄这两个权欲熏心的人精心策划的一个“计谋”,是宋蔼龄摸准了“行情”,下决心“吃进”蒋介石之后的一个重大举措。

这次晚宴的参加者,除了蔼龄、美龄两姐妹之外,还有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女士及当时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等。宋蔼龄要求客人们下午三点钟赴席,可是蒋介石声称要下午五点以后才能到。这样一个“时间差”,使陈洁如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她不得不枯坐在客厅里,听那些贵族们大侃生意经,什么流通货币的价位、盈利额度、不动产,还有数达几千几万元的红利等等。这样把陈清如“晾”了一会儿之后,宋蔼龄便指使陈友仁陪陈洁如去“参观一下这房子。”

陈友仁十分乐于听命,当即起身陪同陈洁如离开了客厅。陈浩如是这样回忆以后发生的令人难堪的一幕的:当我们走到房子旁边的时候,客厅中的快活笑声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宋蔼龄高亢的声音,我听到她说:“她只能做一个中等人家的主妇,怎么配做一位新兴领袖的妻子?一定要想个法子。”

“是的”,宋美龄表示同意,“她就象象征我们国家生活中一个宽阔的社会鸿沟。”然后,她带点讽刺意味,又说:“不过,我必须说她也有好的地方,她可以做一个宁波乡下人或农人的好主妇。”我可以意识到这些话所蕴含的尖刻轻蔑之意。

直到这场刻意安排的“夺夫宴”结束之后,陈洁如才终于品出了一点“味道”:我从介石的神态上,看出一项重要的事实。他此来孔夫人家中作客,心花怒放得无法以文字形容,而孔夫人则不时将她妹妹捧到天上。她说宋美龄是天下第一聪明人。

对于这次“夺夫宴”,廖仲恺先生的遗孀何香凝女士是一眼就看穿了的,她第二天就特意提醒陈洁如:“你必须小心,不可太轻信别人!

对于何香凝的话,陈洁如开始时只觉得不大可能,因为她始终记得蒋介石写血书盟誓的情节,这样忠诚的丈夫,难道还怕被别的女人抢走吗?

事实上,正如何香凝所说:“陈洁如还是个孩子”。陈洁如对蒋介石表面上的“痴情”大当真了。她不知道,蒋介石当初的所有“海誓山盟”都不过是因为一时之需而开出的“空头支票”而已;她更不会明白,政治是不对誓言负责的。蒋介石在与陈洁如结婚尚不足半年的时候,就已经决心要抛弃她了。那时候,蒋介石“及与宋女士相捻,知其为理想之终身良伴,而向所求之不得者,露求婚之意。”只是由于宋母的反对,蒋介石未能得手。这一切,陈洁如都是被蒙在鼓里的。

1926年底,蒋介石与汉口政府的矛盾加剧,追求宋美龄的计划也开始进人“政治谈判”的阶段。蒋介石写信邀宋蔼龄到九江晤谈,两个人在船上长谈肥金钱、婚姻这三件事巧妙地联系到一起,达成了一个“协议”:宋蔼龄负责把她的胞弟宋子文从汉口政府中“分化”出来,然后姐弟联手,向江浙财团筹措大笔军费支持蒋介石;而蒋介石所要做的就是同宋美龄结婚,并保证一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即任命宋家大姑爷孔祥熙为阁首,任命宋子文为财政部长。

金钱美女一手兼得,同时还可以摆脱政治上的四面楚歌的困境,蒋介石当时乐得就差蹦起来了。他当即向陈浩如摊了牌,提出:“避开5年,让我娶宋美龄,获得不理汉口、继续推进北伐所需要的协助。”并且假惺惺地开导陈洁如说:“这只是一桩政治婚姻,你先到美国去攻读5年,南京政府将已成立,那时我们恢复共同生活,我们的爱情将始终如一,我可以发誓

”陈洁如抬起头来望着蒋介石,一脸讥讽之色。蒋介石打住了话头,情知再发什么誓也是没用了,便又换了另一种口气:“我的处境不稳,这你是知道的。如果我能干下去,中国就会有救,我自己也可以存活下去;否则,我将因为失败或失望而死去。你不愿看到我这样吧?现在正是我实践愿望的大好时机,我必须把握这个时机。我有野心,我要登峰造极,而且留在颠峰!不如此的话,我宁愿死去!”

蒋介石去陈娶宋之意已决,遂亲赴上海做陈氏母女的工作。陈清如对此曾有详尽的记述:1927年8月1日,暑气逼人。这天早晨,蒋介石驾临上海母亲家中。

他单独进宅内,将卫士和蓝衣侦探留在院中位候。在正常情形下,一位大人物惠临家中,当然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我竟然不屑请这位不速之客就坐。

这种情形,都显得有违待客之道。我望着他,以讥讽的口气说:“大驾光临,有何贵干?俗话说

“你猜对了,我亲爱的洁如,”他以关爱的神态说,“我是来同你谈谈赴美之行。我已跟张家的黛瑞莎和海伦谈好,请她们两人一路陪伴照料你。你只要离开五年。这是你的船票。”

“我已经让开,让你去实现你的雄心,你还要怎样?你常说我容易受别人的左右!你是存心要逼我流亡吗?”

“别这么说!”他走近我,这次出国旅行对你自身有益。我要你去进修,增加你的知识。以后,可为政府工作。你曾经答应与我并肩工作,记得吗?”

“过去已成过去”。我意兴阑珊地说,“我同母亲一起住在此地,已很心满意足了。”我望着他,感觉好笑。而今这位伟人蒋介石又来求我出国去,我知道其中缘由。我在政治圈中已小有名气,只要我以蒋介石夫人的身份住在上海,宋美龄必然寝食难安。她要于成婚前,把我撵走。我的自尊心,叫我不可轻易同意。我就无精打采地说:“我不想听你那些花言巧语,好像什么事都是为了我好。我已经为了你的方便,因为你说过,

“但是,”他紧张兮兮地恳诉,“你之必须远走美国,是宋美龄的条件之一。洁如,我明知请你这样做,但我也是完完全全为了中国之统一,才敢请你拿出你的爱国心来帮助国家。你如留在上海,这全盘交易就会告吹。

我轻蔑地望着他,心中对他却油然生出测隐之情。他脸色非常苍白、憔悴。气色既坏,表情也狼狈不堪。这样熬了阵子,走到神坛那边,在悬挂佛像前面的灯中,点燃几柱香,插在香炉中。此时,阿本采买归来,不免一惊。

母亲请他坐下,阿本端给他一杯茶,阿本另拿了一壶茶和几个杯子到院中,请卫士和蓝衣队员们饮用。

介石和母亲礼貌地谈了几分钟,谈及全国形势的复杂情形。然后,向母亲解释说,要我出国5年,研究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可以为南京政府服务。

这里有三张船票,一张是洁如的,另两张是给张家姊妹的。他一边看船票,一边这样说。他那拿着船票的双手好像有点畏缩不稳,然后将票递给母亲。预订的船是杰克逊总统号,是一艘四万吨级的巨大豪华客轮。

“你所有的承诺都一文不值!”我也大声说,“你还记得你要切断手指头,以使我相信你对我之爱吗?而现在呢,竟连这种事都会发生!你怎可期待我再相信你的任何话!”

她也了解介石的困境。她转身向他,一语道破地问道:“你说5年,是真心话呢?还是说来骗我女儿的?”

“你知不知道,发誓就是祈求神明见证你的誓词?但是,如果你故意说谎,那就当心天打雷劈!”母亲说。

“好,那么我们听你在佛前立誓!”母亲说,同时走向佛坛,她拿起三炫香、一对蜡烛,插在香炉中。香炉发出闪亮的光。介石毫不犹豫,在佛像前立正站着,起誓说:“我发誓:自今日起,必定恢复与洁如的婚姻关系。如果违反誓言,没有将她接回,祈求我佛将我毙,将我的南京政府打成粉碎。如果10年20年之内,我不对她履行我的责任,祈求我佛推翻我的政府,将我放逐于中国之外,永不许回来。”誓毕,他看着母亲问道:“您现在相信我了吗?”

然后,他从桌上拿起那三张船票,又说道:“洁如不会感觉孤独的。她的一切费用都将由政府给付。她有两位同伴,会照料她。您必须切记;她此行出国,是为了增广她的知识,使她更趋成熟,而不是如她所说的去流亡。所以,请不要为此事如此伤感。”

“哦!母亲,我再也不相信他。我知道这就是我的婚姻终点!”我靠近她坐着,她双臂抱住我,安慰我说:“他起了一个重誓。如果他不守誓言,就让他终生承受咒诅吧!”

我无助地倒在她身上,就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我们这样坐了很久,望着哪香柱上烧过的香灰和那投影在拂像面上的曳曳烛光。

1927年8月19日,陈洁如在张静江的两个女儿的陪同下,乘坐美国“杰克逊总统号”豪华客轮启程赴美,同行的还有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陈舜耕。

但是,蒋介石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口否认曾与陈洁如正式结婚并共同生活多年的事实,“宣称本月稍早自中国搭乘杰克逊总统号前往旧金山之妇人并非其妻。蒋对指迷此妇为其妻之讯息,认之为

这种公然“不认帐”的行径,是蒋介石的一大专利,也只有他才做得出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事情来。

陈清如人还在客轮上,就听到了蒋介石公开背信弃义的所谓《蒋中正家事启事》,在残酷的事实面前,陈洁如气愤不已,曾数度打算投海自杀,均被职陪伴他赴美的张家二位小姐所劝止。

1927年1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正式结婚。次年春天,经上海帮会头目虞洽卿从中劝解,陈浩如被迫同意与蒋介石离婚。五年誓约,几个月就又被践踏了。

陈洁如与蒋介石正式离婚时,才只有22岁,但她从此未再嫁人,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学业上。其间,她也曾因为梦幻破灭、万念俱灰而试图自杀,但都被劝阻了。

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当时已回到上海居住的陈洁如深居简出,深恐因为自己历史上的特殊身份而招灾惹祸。1940年3月,汪精卫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建立了南京汪伪政权,陈清如想到当年在广州时曾与汪精卫夫妇极为熟络,为避免汪伪政权的纠缠,遂只身一人秘密离开上海,到达陪都重庆。

一别十余年,蒋介石又见到了当年“血书盟誓”苦苦追求的陈洁如,物是人非、旧情犹在,时年已是55岁的蒋介石鸳梦重温,经常轻车简从悄悄去与陈洁如幽会。这件事原以为十分隐秘,却不料早已被宋美龄的耳目知悉。宋美龄醋劲大发,与蒋介石吵了个天翻地覆,顺手拿起花瓶就朝蒋介石脸上扔了过去,致使蒋介石颜面受损,只得称病不出,中外客人一律免见。

1949年,国民党败逃到台湾岛上,陈洁如情知宋美龄容不得自己,在陆久之的劝说下,执意留在了上海。她的这一明智选择,受到人民的欢迎和尊重,曾被选为上海市沪湾区政协委员。1961年12月,陈洁如被请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亲切接见了她,并设宴款待。

1962年,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批准,陈浩如移居香港。蒋介石闻讯后,立即命蒋经国出面,为陈洁如买了一套房子。不过,陈洁如始终没到蒋家为她购置的新楼中去居住过,而是将其出租,自己仍住在香港铜锣湾百德新街的房子里,闭门隐居,并开始着手撰写《陈浩如回忆录》。

台湾方面得知陈洁如在写《回忆录》,十分惶惧。因为蒋介石自从与宋美龄结婚后,从来否认与陈浩如的婚姻事实,所有记载蒋介石行藏的传记文章中,均对此事讳莫如深,一字不提。因此,当得知陈洁如撰写《回忆录》的消息后,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曾写信劝止:“我恳求你不要出版你的回忆录

它将只会伤害最高统帅及国民党”。但陈洁如一意坚持出版《回忆录》,国民党方面无奈,就扬言要起诉为陈出版《回忆录》的美国经纪人,并采取卑劣的特务手段,殴打、恐吓经纪人,致使《回忆录》一书在美国无人敢出。

《回忆录》不可以出版,但当年的旧情还是要续上。晚年的蒋介石与陈洁如书来信往,蒋介石说:囊昔日风雨同舟的日子里,未尝须臾去怀。”陈洁如则称“三十多年来,我的委屈唯君知之。然而,为保持君等家国名誉,我一直忍受着最大的自我牺牲,至死不肯为人利用。”

陈洁如22岁即被蒋介石抛弃,此后一直过着孤独的半隐居式的生活。虽然她有一个养女相伴,但晚景仍是十分凄凉的。她为了蒋家王朝,为了蒋介石个人,的确忍受了一般女性所难以忍受的委屈、痛苦和孤寂。而且,在重大历史关头时,陈浩如表现了一个中国妇女所应有的气节和操守,在蒋介石公然背信弃义与之绝情的情况下,阵洁如不计个人恩怨,断然拒绝了汪精卫伪政权要她出任伪职的要求,绝不是普通的“弃妇”所能够做得到的。

远在海峡彼岸孤岛上的蒋介石闻知此讯,不禁黯然神伤。公允地说,在没有政治因素的前提下,蒋介石还算不上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从他事母至孝、发迹后对家乡亲友均有照拂、对曾经资助过他的人均有所回报的事实上看,都可以证明他也有“人性”的一面。

在经历了陈炯明的叛变之乱后,孙中山先生已经觉察到新旧军阀都不可信任,于是逐步改变了原来的方针,开始倾向于联俄联共的政策,决定依靠苏联,重整旗鼓。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联合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双方一致认为,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实现共产主义或按照苏联模式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主权。

孙中山同意苏联共产党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并决定立即派遣党内干部赴苏联进行实地考察。其实,孙中山早在1919年就曾计划派人赴苏考察,他选中了廖仲倍和朱执信等人,后来因为廖仲倍于国内事务而无法脱身,朱执信又于1920年9月遇害,孙中山先生的这次计划未能实现。

到了1923年,由于苏联的积极参与,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势已经明朗,孙中山遂决定派蒋介石以“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的身份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进行考察。这个考察团的目的是考察苏俄的政治情况与党的组织,毛思诚所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曾对这次考察有如下记述:蒋介石“实承总理意旨约会苏俄代表马林及张继、林业明等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政治及党务。”“八月十六日率同沈定一、王登云等由上海趁“神九”启程赴俄。”九月二日,到达俄京莫斯科。九月十一日,往访教练总监彼得禄夫斯克,知俄国军队组织之内容。每团部由党部派一政治委员常住,参与主要任务,命令经其署名,方能生效。党员之为将领及士兵者,在其团部活动为主干,凡遇有困难勤务必由其党首负责躬先之。”九月十七日视察步兵第一四四团,公称其优点在全团上下亲爱、团长专任军事指挥,政治及知识上事务,则由党代表任之,权责甚明。晚,与马林商议提案。”

九月“十九日上午,马林与胡定康过谈。下午,参观步兵第二学校。”九月“二十日,参观军用化学学校,研究毒气之施用及防御法,并往应中国共产党青年团欢迎会。”九月“二十二日,往高级射击学校参观。自十五世纪以来各式枪械约数百种,皆储藏于此。最新式之福德来夫骑兵用机关手枪,每次可发三十五响,且轻便异常。

九月二十七日,参观海军大学及海军学校、海军机器学校。”十一月十六日往见苏维埃议长加利宁。”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审阅第三国际对国民党决议文,观其论调,不认识友党如此,应愧自居为世界革命之中心,前日晤其领袖徐维诺夫,殊无振奋气象,其成功盖可知已。下午诣第三国际勉为辞行

谈次馨所欲言者,六时送邵元冲登车游学德国,晚与赵世贤述此次来俄经过情形,戒其毋为外人支配。”十一月“二十九日趣装辞别越飞夫人,下午二时启程归国。”

这次考察历时三个多月,蒋介石在注重考察苏联军事的同时,也考察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苏联社会概况。因为当时列宁已病势垂危,无法接见来客,蒋介石就拜会了托洛茨基和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及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胡定斯基。返回国内后,蒋介石在12月16日《致俄外长齐采林书》中写道:“星期天的晤谈,虽然没有讨论到什么具体的问题,我们很感激你抽象的给我们的教益。昨日孙先生来电说:“谁是我们的良友,谁是我们的敌人,都有十二分明了。”

“我在莫斯科期间,与托洛茨基相谈最多,而且我认为托洛茨基的言行亦最为爽直。我在离开莫斯科以前,最后与托氏告别的一次谈话时,他与我讨论亚洲各国革命问题,提到了日本、印度及土耳其。他又特别提起在德国与波兰革命失败的经过情形,加以分析;最后再谈到援助我们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托洛茨基托我回国要口头报告我们国父的一点,就是:他们苏俄自一九二0年对波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对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应在道义与物质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复使用正式军队直接参战,以避免其在各国革命期间,再对苏俄引起民族有关的问题。所以他又郑重的说:

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

在溪口,蒋介石开始起草此次赴苏考察的报告,将三个多月在苏联旅行、考察和会谈所得的资料和印象整理成《游俄报告书》。这个报告书长达40余页,写得十分缓慢艰涩。如果说蒋介石在赴苏考察之前还对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表示一种盲从式的支持的话,这次亲身赴苏考察之后,他对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思想已经开始有所怀疑了,这就是他的这份报告书写得缓慢艰涩的重要原因之一。

报告完成之后,蒋介石将报告书寄给了孙中山先生。其间,孙中山曾电催蒋介石赴粤,以便当面听取汇报,但蒋介石迟迟不动,直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他才动身赴粤。其后不久,又返回了溪口。当年3月中旬,蒋介石又致函廖仲他,直言他的观点:“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

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低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藏请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

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日者,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霉,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拟不于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

“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费金万余,不可为不郑重其事,而于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此弟当自愧信用全失,亦应引咎不逢也。然弟在俄行动,自觉可为人诽谤之处,亦无失却党体之点,因强入共产党问题,而弟以须请命孙先生一语,即以弟为个人忠臣相讥刺,弟自知个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非笑。然而忠臣事君,不失其报国爱民之心,至于汉奸、汉奴,则卖国害民而已也。吾宁愿负忠臣卑鄙之名,而不愿带洋奴光荣之衔,窃冀与兄共勉之!”

由此观之,蒋介石赴苏联考察的一个重要收获是:他从此对共产主义学说产生了极度的厌恶,对苏联共产党帮助中国革命的诚意产生了极大怀疑。在其后所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蒋介石则公开了他的这一观点,说:“十三年三月十四日由奉化致廖仲供先生函,也把我的意见,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在此书中,他更露骨直言:“在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

至此,蒋介石的反共思想已经形成。而尤其具有危险性和危害性的还不是他的反共思想本身,而是他以政治两面派手法对公众进行的欺骗。蒋介石很明白当时的局势,很清楚他自己当时的地位和实力,如果这时候赤膊上阵,公开反对联俄容共,那无疑要背上个“反对孙中山。破坏中国革命”的罪名的。所以,换了一副“极左”的革命面孔,大唱国共合作以及共产主义的高调,旗帜鲜明地表示赞同共产主义,并且口口声声说要“仿效”苏联。

例如,1925年4月9日,蒋介石在对黄埔军校入伍生的训话中说:“我们的三民主义,在社会学名词中,就是

。并声言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为无产阶级奋斗以求生存的,”又说:“我们要党成功,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才能使大家知道做党员的责任、本分”。“我们要实现三民主义,非仿效他们不可。”

这一时期,蒋介石的“左派小生”戏演得活灵活现,唱得字正腔圆,1925年9月9日,他在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大会上发表训词说:“除了共产党之外,其他团体肯定我们本党真正合作革命事业的,就很少了。”9月13日,蒋介石又说:“国民党员也不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背反了总理定下来此方针和主张。”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各地群众运动发展很快,第一次东征时,由彭湃同志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就曾极大地支援了东征军,蒋介石当然是看得明明白白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又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大会结束后,全国各地工人运动日益发展,形势喜人。蒋介石也见风使舵,不失时机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勇士”,在各种集会上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革命口号。

从这一角度上看,蒋介石确实是在做一种“投机革命”的买卖。以当时的局势而论,他认为这种生意是稳赚不赔--唱几句高调,又不会损失什么东西,得到的却是一个“革命左派”的桂冠,对他攀登权力顶峰大有稗益,何乐而不为呢?

可惜蒋介石忘记了一点:任何“生意”都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戏”演得太逼真了,自然有好处--可以蒙骗“观众”包括蒙骗真正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但也有坏处--把革命党人的对立面们也蒙蔽了。他的一些过激言行,引起了当时在广州的一部分买办资产阶级分子和旧军人的反感和憎恶。这些人代表着当时的反动势力,密谋策划,企图置蒋介石于死地。

蒋介石一生当中面临过多少次生命危险,恐怕很难统计。从他幼时以著人喉、失足落崖算起,直到在台湾时因一场车祸导致健康状况恶化,他这一辈子所遇到的大大小小的生命危胁大约不下十数起。而每一次遭遇危险,他都能幸运地脱逃。例如陈洁如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曾提到过蒋介石险遭不测的一件事;一天,蒋介石去参加一个会议,当他被卫士们族拥着走向会场时,突然迎而走来一位年轻人,手捧一送报纸,临近蒋介石时,这位年轻人突然从报纸下面伸出一只手枪来,面对蒋介石举枪便射,所幸蒋介石的卫士手疾眼快,立即扑上去夺枪,致使子弹射偏,蒋介石乘此机会迅速退避到安全地带,眼看着刺客被卫士拔枪击倒在地。

在长沙,蒋介石也曾有过一次出丑涉险的经历。那是北伐军誓师出征后,蒋介石指挥部队作战到了长沙。8月上旬的一天,蒋介石在检阅出征部队时,因跨下坐骑突然受惊,蒋介石种不及防,被惊马颠翻坠地,但右脚却被鞍橙套住,惊马拖着蒋介石跑了七八公尺。蒋介石虽然性命无虞,右脚却受了伤。而且,将军坠马,主“出师不利”之兆,又出了个大洋相,所以蒋介石心理上所受的刺激甚至较之右足之伤为甚。倒是当时随军侍奉的陈洁如会安慰他,说:“你从马上跌下,竟能保全性命,说明你命大。有道是

早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被袁世凯悬赏三千元通缉,在上海无立足之地,只好连夜潜回奉化,跑到萧王庙孙家舅父孙琴风家里躲藏。他的舅母遂让他躲在家里的阁楼上避祸。

次日奉化县衙得线人密报,知道蒋介石逃往萧王庙孙家,立即派武秀才丁志国率领兵丁前往萧王庙搜捕革命党。

兵丁们径直来到孙家,均不见革命党的影子,有人发现了阁楼,便想登上去查看。武秀才丁志国暗中同情革命党,料定蒋介石多半躲在上面,便对兵丁说:“那是人家的卧室,咱们不能胡来,我一个人上去搜一搜就成了。”

丁志国上了阁楼,果然见到蒋介石正直延挺地坐在床上瞪着他。丁志国视若无睹,转身下去对众兵丁说:“上边没人,咱们再到别处去搜搜吧!”他临出门又对蒋介石的孙家舅母说:“此处不可久留,让他赶快离开奉化吧!”

蒋家王朝的御用文人们会拍马屁,说蒋介石是“真龙天子”,自有神明护佑,所以才吉人天相,屡屡大难未死,每每化险为夷。

蒋介石虽然声称信奉“三民主义,又皈依基督教,成了一个忠实的信徒,但他骨子里却依然未脱传统中华文化中封建迷信的巢臼,对“神明护佑”一说是笃信不疑的。他迷信神门“仙道”,迷信阴阳风水之学,也热衷于抽签算命测字看相之术。

因此,每次罹险脱身之后,蒋介石都要默默静坐,祷告列祖列宗、各路神仙,感谢他们暗中保护,使自己有惊无险。

而实际上,蒋介石之“大难不死”,每一次都是客观条件围限的结果,若没有卫兵挺身保卫,蒋介石有10条命怕也早就丢了。即以在长沙阅兵时被颠落马下的事为例,当时幸亏蒋介石穿的是马靴,当那惊马拖着蒋介石狂奔了一段之后,马靴从蒋介石的脚上脱落下来,这才使他保住了一条命。若说“护佑”应当说是“马靴护信”,倒是说该谢谢“马靴”。

除了前述的几次罹险之外,蒋介石还有两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请看蒋介石的侍卫队长殓熙的回忆:从东征到平定杨、刘,蒋介石的身价抬高了;但在国民政府成立时,他并未居于重要地位。汪精卫、廖仲悄。谭延间等的地位,在军事上他仍然受许崇智的指挥。但由于他的声名不断提高,不甘居于人下,人亦生有忌心。他日常办公,仍以黄埔军校为主,城内有个军校办事处,他经常坐着汽车来往。有一天,我清楚地记得是一九二五年的夏天,蒋介石由广州北教场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部回到城内军校办事处。他所乘的一辆小汽车,插有一面青天白日小旗子,当这辆小汽车开动时,发动机发生故障月机进行修理。蒋介石不耐久等,即改乘随从的另一辆没有插青天白日小旗子的汽车,叫我带四名卫士,乘插旗的汽车,随后赶来。不料这辆插旗的汽车驶近东坡楼附近时,东坡楼附近的驻军对着它猛烈地开枪射击,汽车打翻,两名卫士被打死,排长黄文友手臂受伤,从汽车里爬出来,逃至办事处向我报告。我大为惊讶,心想这下子好险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人干的呢?其中大有文章!便急忙将此情形报告蒋介石。他一听,似乎想克制而按捺不住,立即打电

话向东坡楼附近驻地查询。该军代理军长梁鸿楷很快就来到。蒋介石即将东坡楼发生的流血事件告诉他,命他查明真象。梁鸿楷非常惶惑,这件事不是他自己干的,自已却有嫌疑;是自已部下做的,自己就有责任。他局促不安,当即带领入伍生总队一中队长黄埔军校旧卫兵连连长胡公冕等,刀出鞘,直奔东坡楼驻军部队,进行查究。约一时许,他们回来向蒋介石报告说:“报该驻地两个连长说,他们是泰旅长杨金龙的命令,叫他们如发现插青天白日旗的汽车,即集中火力将它打翻,把里面所有的人都打死。他们看见后面来的汽车,插有青天白日小旗子,这是执行上面命令这样做的。”还说,上面命令:

蒋介石听了,表现出既恐慌,他极力克制,对梁鸿楷说:“这件事由你负责处理,首先将杨金龙扣留查办,并将他的部队限四小时内全部撤离广州市区;驻在东坡楼附近的两个连长,也扣押查办。”

梁鸿楷当时很紧张,此事他有责任,引起什么样后果,难以预料。所以很快地接受下来前去执行。他走后,蒋介石即对入伍生总队长陈复说:“你暂时不要回总队部,担任警戒,等待杨金龙旅撤离广州市区后,再回总队部。”这时蒋介石力持镇静,照常办公。有时踱来踱去,而整个办事处,处于紧张状态。

当天下午两点左右,第四军代军长梁鸿楷来到军校办公室,向蒋介石报告:“已将旅长杨金龙和东坡楼驻军两个连长都扣押,所有该旅的部队,已撤出广州市区。”

这件事被称为“东坡楼刺蒋案”,曾经被作为蒋介石“有神明护佑”的有力佐证而大事宣扬。“东坡楼”案后不久,又曾有一次刺蒋未遂案发生,密熙对此详述如下:在东坡楼事件后不多天,就是黄埔军校第二期举行毕业典礼和第三期开学典礼举行之后,他不在住在军校,而住到长洲要塞司令部去了。原来蒋介石是兼这个长洲要塞司令的,他保举林振雄代理司令职务。林是广东香山人,是孙中山先生的旧部,在日本士官学校时与蒋介石同学。由于这种关系,蒋介石认为住在这里比较安全,他每天乘汽艇到省城办公,晚间回长洲要塞。他的第三个老婆陈洁如听说蒋介石东征回师,由上海来到广州,先也一同住在长洲要塞司令部。

这时,廖仲他和夫人何香凝在东城门外山脚下--东山建有两幢小洋房,另一幢让给蒋介石带着陈洁如去祝蒋住了进去,一个大门进出,一起吃饭。蒋介石每天早饭后到省城办公,中午有时回来吃饭,晚饭总是回来吃的,有时开会,有时还被别人约去吃饭,回来就迟。有一次同廖仲饱一起在汪精卫家里吃饭,饭后便一起回来,大约每天吃晚饭的时间不固定,或两个人一起回来,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都是如此。也没有见到谁来访,他也很少去访别人。东山这个地方,距离热闹市区比较远,来往人等也容易注意。

1925年 8月间,我跟随蒋介石在外面开会,回东山吃中饭。便衣卫士告诉我说:“今天早晨在你们进城之后,这里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一个穿短装,也不象工人,来去徘徊三次,不断向蒋介石的住房注目,一连两天都发现这种情形。”我听后,即到住地警察派出所了解,据警察说:“是有这么两个人,我们已经注意!”我回来便同卫士排长和全体卫士说明了这种情况,并说:“我们每个人随时随地都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注意周围能接触到的人的一切行为。”自从东征胜利后,原来的宪兵排即扩编为卫士连,我担任卫士连长。平常蒋介石出入行动,都由我带一个班和一个卫士随从,在东山住的时候,也是如此。

在发现有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之后的第三天,当蒋介石由省城办事处回东山吃中饭时,我同他坐一辆汽车,我坐在前头同司机并排,还有一个卫士。后面一辆卫士汽车,卫士排长带着卫士坐着。当我们汽车开进城门约一百米的时候,我和卫士都发现一个穿长衫的,一个穿短装的两个人,向我们汽车注视。我立即转脸向蒋介石轻声报告说:“发现两形迹可疑的人,我已作警戒准备。”同时迅速地把汽车门上层的玻璃板摇下来,把二十发的快慢机盒子枪作好射击准备。时间只有几秒钟,当汽车开进城门洞约三十步的时候,我看见那个穿长衫的,对着汽车举起手来,我迅速而敏捷的先发制人,举起盒子枪伸出玻璃门外,对准那个穿长衫的连续发射,卡!

卡!那个人就倒在地下。我不叫停车,继续开出城门洞,风驰电掣地开回东山。同时后一辆卫士车听见我的枪一响,他们马上停车,卫士们蜂拥而下。当那个穿短装的人举起手来,还未来得及发枪的一刹那间,被一个卫兵一脚正踢在中膝盖后面,另两个卫士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他动弹不得了。卫士排长把他拖到汽车上,那个被打伤已经垂死的穿长衫的人,也一同拖上汽车,很快也开到东山,供称是以前商团陈廉伯的人,来行刺的。蒋介石即命令将该犯押交军法处查究。其中内幕究竟如何?以后怎样处理?我就说不上来了。当天晚上,陈洁如嘉奖我卫护有功,赏我硬币二百元;对其它人也有奖赏。

这两次遇险,倒真可说是蒋介石命不该绝了。在“东坡楼”一案中,假使不是那头一辆汽车鬼使神差般地出了故障,则蒋介石很可能就“当场殉难”了;“城门口”一案,是陈廉伯用人失当。若是请几位老谋深算的杀手,也不致于因为事前太着痕迹而引起卫士们的警觉。倘若卫士们事前毫无觉察,则“城门口”也许又蒋介石“为国捐躯”的所在了。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受限于某个极微孝极容易被忽略的主观或客观因素而改变事物发展轨迹。前述的几次蒋介石“逢凶化吉”的事例,基本都是因了某种微小的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使蒋介石化险为夷的。马屁文人们事后极尽渲染,把一切都归于蒋介石“命大”,纯属无稽之谈--这是就“道理”而言。

然而,就“事实”而论,又不能不承认蒋介石的“命大”。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恰恰是当时的中国需要有一个“蒋介石”,假如蒋介石不合时宜地夭折了,中国的历史也许就要重写--或者更好,也许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历史车轮的转动使蒋介石“命不该绝。”

用中国民间的传统说法,蒋介石屡屡大难不死,叫作“恶人长寿”,或谓“恶人命大”。这种唯心色彩较重的解释是难以服人的。蒋介石作为一个人,他也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有人喜欢他,有人深恐他身陷险境,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他,这也许是蒋介石“恶人命大”的另一个原因。陈洁如在她的《回忆录》中曾透露过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蒋介石有过一次自杀的念头,但被陈洁如成功地预先制止了。

那是北伐军占领南昌以后,蒋介石为了独揽大权,要求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往南昌办公。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联合挫败了蒋介石准备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并通过了限制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一系列决议。

会后,廖仲他先生的遗幅何香凝女士专程赶到南昌,向蒋介石转述了二届三中全会上大家对他的批评,并传达了有关限制蒋介石权限的有关决议。何香凝向蒋介石介绍了大会的有关情况,并说明汉口政府是合法组成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已经宣布,汉口政府是孙中山先生思想的正当诠释者。也就是说孙夫人是支持这个政府的。同时,何香凝给蒋介石看了一份传单,上面印着:“革命若要成功,须先打倒蒋介石”。

当时的蒋介石,本已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他本来是想在北伐军攻克南京后,成立一个以他为首的南京政府的。突然间,汉口政府宣告成立,并对他的独裁行为进行了批评,将他已有的权力剥夺了,蒋介石经此骤变,气得面色苍白,双手抽搐。

目睹蒋介石的表情变化,心细如发的陈清如忽然预感到了什么。她悄悄走进卧室,把蒋介石的手枪从枪套中取了出来,藏在了蒋介石的长筒马靴里面,又偷偷提醒卫士和仆从们,让他们留意蒋介石举动。

何香凝在客厅里继续同蒋介石谈话,她把已经当选为汉口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写的一封公开信交给蒋介石过目,首次提出了蒋介石是人民的“公敌”的说法。接着,何女士又告诉蒋介石:“汉口政府已下令撤除你的所有公职,并将你开除党籍!”

关于蒋介石盛怒的情况,陈洁如曾作如下描述:他看得出他已大难临头。他看得出他的地位、名誉在迅速滑落,离他而去。原本,他还以为国家如果没有他,绝对搞不下去。他是继承孙先生衣钵之人,本党本国需要靠他领导,以求实现孙先生的主义。而如今呢?他就如一只旧鞋子一样,横遭抛弃。一切都完了!他走向我们的卧室,我感觉到他万念俱灰、绝望透顶。如我刚才所虑,他进去找他那支手枪,但它却不在平常放置地方。他像一个梦游人似的,将抽屉一个个拉开,仍找不到那支枪。

如此饱受折磨,他全身迸发强烈.的恨与怒,已经完全乱了方寸,怒气冲天,把两只旅行箱从椅子上拉下来,将箱子里的东西统统倒在地板上,然而还是没有枪。廖夫人和我立在门前,身子颤抖不已。他狂吼起来:“我的手枪呢?”

廖夫人拉他臂膀,想制止他。她厉声喊道:“不要像个宠坏了的孩子!只有耐心和容忍才能使你转败为胜。这里不是你的家,你怎可毁坏别人的财产?不要失去理性!”

设想,若不是陈洁如事先把蒋介石的手枪藏了起来,蒋介石盛怒之下丧失理智,很可能会一枪毙命,把中国现代史自1927年以后的所有页码全部改写!

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在那怒不可遏的情况下,我真的可能举枪自杀”。他对陈洁如说:“恐怕果真是天意使你想到藏起我手。枪,因而救我一命。我如今已是一个重生之人。”

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曾对当时形势有过如下概括:“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广东政局内即发生新的酝酿,原因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大会时采取了对于新的右派的退让政策,以致新右派得以纷纷返粤活动,于是左派的政权隐隐发生动遥蒋介石以左派的资格一变而为新右派的领袖。”

邓中夏提到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退让政策”,系指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未批准毛泽东、陈延年等人对国民党采劝打击右派,扩大左派”的政策,从而使国民党右派限制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得以成为现实。陈独秀错误地认为当时的革命活动在全国各处都遭受打击,力主向国民党右派让步,与西山会议派的孙科、叶楚化邵元冲三人进行谈判,甚至同意了右派提出的两项议案:其一,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数;其二,由中共中央命令广东党部延迟召开二大。在此前提下,一部分右派人士回到了广州,如孙科。戴季陶、伍朝枢、萧佛成等,这些右派代表竟进一步当选为执委,把蒋介石“向右转”的腰撑了起来,终至酿成“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是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曾避难的永丰舰为纪念孙中山而改名的,是当时国民政府推一的一艘装备完全的兵舰。蒋介石深知军权的重要,而要掌握军权,必须在这个方面打击共产党,扩张自己的实力。蒋介石与孙文主义学会、国民党右派经过多次的策划,事先散布说“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

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驻广东省办事处通知海军局,说是奉蒋介石的命令,调派“得力兵舰二艘,听候调遣”。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员李之龙即派中山、宝壁两舰前往。但19日晨军舰到达黄埔后,蒋介石却声称并无调舰命令。

其后,因苏联参观团要参观军舰,李之龙经请示蒋介石后,又将中山舰调回,于19日下午6时半该舰驶抵广州。中山舰的往返开动,本是奉命行事,但蒋介石却说这是“无故升火达旦”,是“扰乱政府之举”,诬蔑共产党阴谋举行暴动。更为离奇的是,蒋介石在后来说:“我知道共产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军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直驶海参就,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

19日夜里一时(即20日凌晨三时),蒋介石到造币厂开始行动,命令陈肇英、王柏龄执行逮捕李之龙的任务;刘峙执行扣押第二师各级党代表的任务;第二师第五团占领海军局,并解除海军局的武装;陈策、欧阳格执行占领中山舰并解除中山舰武装的任务,吴铁城所部监视汪精卫、季山加及苏联代表团与全市著名共产党员的住宅和共产党的机关。他们预定,只要任何方面的共产党一开枪反抗,他们就动用第二师,新编第一师(吴铁城兼师长)及公安部队来一次大屠杀。

事变发生之后,帝国主义者异口同声一致欢呼,大肆宣扬。香港总督金文泰,在西商会议上喜气洋洋地说:“报告诸位一个好消息,就是20日广州政治已上轨道了。”与会者纷纷喝彩狂欢,高呼万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宣传工具--香港、天津等处的英文、中文各报,都以显著的地位、醒目的标题登载这个事变,并以各种方式连续编选各色各样的有利于蒋介石的消息,给蒋介石以表扬和鼓励。美国联合通讯社更以喜悦的心情庆祝3月20日事变的发生,说:

“蒋介石借伍朝枢等名人力助,在广州变制成功。”东方通讯社以称赞的口气在香港报道说:“二十日对于共产党之非常手段,乃蒋介石部下孙文主义学会派拥蒋氏而施行者。”

二0”。当时进行反击是完全有条件的:第一,革命的力量很强,国民党内部和国民革命军中,有很多人反对蒋介石制造这次事变。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高级将领都很不满意蒋介石的作法,正如周恩来回忆说:“当时谭延间、李济深等都对蒋介石不满意,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对干一下。”第三,蒋介石也非常害怕共产党人对他进行反击。在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发表一连串讲话,反复进行解释。3月22日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发表训话说:“前星期发生一件事,我想大家都想要赶紧明白的,便是中山舰无故移动的事。该舰刚才修整好,忽然开到黄埔来。当19日正午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打电话给我说中山舰可否开回广州。当时我并不知道中山舰已经开来了黄埔,是谁的命令开去的。他回答的话,答不出所以然。我当时就很奇怪,我就说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后来我研究中山舰为什么开来黄埔?究竟有什么作用。我当事出之后来问他,竟和昨日的话完全不同。他又说是教育长的命令,又说是校长的命令。我要他把命令拿来看,他说是电话。后来中山舰当夜开回省城,戒备甚严,我料他必有不法的行动,所以即时派了兵登舰监

视。这件事,是否是不利于我们黄埔。或不利于政府。本党现在还没有调查清楚。但社会上一般不明了的人,有很多的猜测、很多的谣言,弄得满城风雨。李之龙他自家说是个共产党的党员。他是本校第一期的学生。但是这回事情,现在尚未审问明白,即使他真正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

李之龙这种行为,如对于本校和本校长有不利,或者是有什么阴谋的话,我倒以为不是本校的悲观,并且是一件很可能乐观的事情。因为我教育学生的方计,是要他们来监督我的,并且是要他们来干革命的。如果学生之中,有了要来革我命的学生了月我的教育方针可以说是达到了;并且我本人自己也可以借此来反省,我果有违反三民主义的地方没有?我是否已立在被革命的地位没有?这些事,都是于校长革命事业上是有很大的益处的。所以我对于此案只有乐观。”

25日,蒋介石又给军事委员会送上了《为处置中山舰事件自请处分呈》说:“惟此事起于仓卒,事前未及报告,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而肃纪律。”26日,蒋介石又就关于中山舰案答中央通讯社记者问。蒋介石回答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日前3月20日省中戒严之事缘何时起?”蒋介石说:“在3月19日夜中,余得有中山舰异动报告。因其犯有重大嫌疑,不及报明政府,当由余以非常处置,捕获嫌疑犯数人,其中无嫌疑者一律释放。余现因办理此事先未得政府命令,已呈请政府严予议处。至于种种谣言,纯系帝国主义走狗及奸人所造,以遂其倾覆政府、分裂革命势力之阴谋。”第二个问题是“当日举动是否牵及省港罢工委员会?”蒋说:“政府对于罢工抵制帝国主义,始终处于赞助地位。余更为拥护罢工政策最力、反对帝国主义最烈之一人,当然绝无摧残罢工,破坏工人运动之理。不过当日因追究中山舰行动,适扎军于罢工委员会门前,致碍及会中人员交通,一切谣言遂由此起。

余甚望工友要心勿为所动,最后之胜利终属吾人。”第三个问题是“东山之警戒情形又为何?”蒋说:“东山适亦在警戒区域,乃因部下误会,致有妨俄顾问出人,此亦余所深致不安者。”第四个问题:“外人有因此疑及联俄政策有变更者,果何如?蒋说:“苏俄已成为世界革命之中心,中国国民革命又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吾人即尽力于国民革命,自当努力促成世界革命。若谓革命同志而竟互相伤害,而竟不相联合,宁有是理?实则此亦敌人故散此谣言以惑我革命民众。吾民众果已认识革命主理,则决无受骗之可能。”当3月29日西山会议派在上海举行所谓国民党二大并致电“训勉”蒋介石等,夸奖他们制造中山舰事件为“功在党国”,鼓励蒋介石努力“清理党籍”的时候,蒋介石即于4月3日发表为中山舰案驳西山会议派通电。电文说:“3月20日镇压中山舰一案,全系个人局部问题,已由中正个人完全负责,自请处分在案。

今又接上海西山派所谓全国代表大会通电希图破坏本党,不使吾同志同归于尽不止。其煽惑挑拨之技俩,已图穷匕见。此种托庇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下之行动,不自愧其为帝国主义者之工具,竟敢不法通电,视中正为傀儡,殊堪痛心。今特敬告本党同志与全国人民,曰中正誓为总理之信徒,惟革命是从;凡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败类,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动,或障碍革命之进行者,必视其力之所及,扫除而廓清之,而慰我总理与已死请同志在天之灵。耿耿此心,惟共鉴之。”4月9日,蒋介石在给汪精卫的复信中,不仅把中山舰事件引起的责任推给汪精卫,而且认为这是“自卫”性行动。蒋说:“当3月初旬,吾兄召集孙文主义学会及联合会员训话时,闻兄有土耳其革命成功,中国革命未成,又欲杀共产党乎?此言也,不知兄何所指?而军官听者,皆认兄此语,是引起共产党与各军官之恶感,无异使本军本校自相残杀也。

所以3月20日之事,以为共产党员闻兄之言,所以各军官亦不得不出于自卫之一道。盖本出身之军官,对于共产党员幼稚者之行动,而谓其有杀共产党之心,则弟保其绝无之事。盖一般军官皆现在革命战线之不能撤散,与其杀共产党,不知谓自取灭之也。且当时事实,可证明其动作皆出于自卫,无攻人之行动也。”20日,蒋介石又就中山舰案发表演说,认为在事件发生前,“就有一派人想诬陷我,并且想拆散本校,就造出一种空气,说校长是不革命的”。

如果我不是当着这件事的人,我亦不相信会有这件事情。”蒋介石还就李之龙看管的情形回答了大家的提问。他装模作样地说:“李之龙的事情,我就忘掉说了”,又说:“他是代理海军局长不能不负责任。这就是当时的情形。其余的话,现在还不能发表。总之现在这事情还没有十分明白,我亦不愿意十分追究

李之龙究竟是自己的学生,如果我的学生不好,就是我自家不好;然而现在一时是不能释放的。”到了6月,蒋介石在一次黄埔军校总理纪念周上说:“我绝不承认3月18日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我可明白:3月20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蒋介石除了发表这一连串讲话外,行动上也将王柏龄免职,限令立即离开广州;陈肇英也被免去虎门安塞司令,并责令离开广州;吴铁城被免去本兼各职,送虎门要塞监禁;欧阳格、徐授等都受了处分。蒋介石还亲自到汪精卫家里,好象是负荆请罪的样子。总而言之,鉴于上述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中国共产党是完全可以反击的。但是陈独秀却反对反击,而是采取让步。

1926年4月3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说:“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进而,陈独秀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发表在《向导》上。信中写道:“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中国共产党若阴谋倒蒋,就应该枪毙。由于陈独秀把持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承认既成事实,蒋介石就成为当时的核心人物。周恩来总结这一次让步说:“如果这时党中央的政策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事情是有办法的。但当时却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策,不了解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他是不敢分裂的,却以为蒋介石是要分裂,就向蒋介石说这是误会。蒋介石于是乘机立刻放了人,表示误会。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

中山舰事件,既是蒋介石向共产党开刀之前的“小试锋芒”,也是国民党高层内部争权夺位矛盾斗争的一种反映。丁贤俊曾撰文介绍了汪精卫对此事件的态度: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在家养病的汪精卫得知消息,曾愤愤地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他曾十分自负地向亲信们表示:自己的地位和历史不是蒋介石能够反得掉的。蒋介石虽然在军事上功勋卓著,但在党内的地位毕竟居于汪精卫、胡汉民等元老之下。如今他竟敢蔑视上级,这不能不使汪精卫震怒。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才写了一封信给汪精卫,表白自己是为了制止共产党“图谋暴乱”而突然采取的措施,至于“事前未及报告,诚不敢辞”,“自请从严处分”。这些官样文章后面流露的桑骛不驯是显而易见的,以反共反俄情急失检的言词掩饰其反共争权目的,只能欲盖弥彰。

值得玩味的是,中山舰“事件”反俄反共的性质是清楚的,但却被大事化小了。蒋介石把所谓的“共产党图谋暴乱”,缩小为只是李之龙个人的“不轨”行为;对苏俄顾问也只抨击鲍罗廷独断专横,而不涉及反俄。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表示他对共产党仍抱有“亲爱的精神”,对共产主义不但不反对,并且是很赞成的”。又说联俄是国民党的生命,岂有轻易变更动摇之理。事后他将事件直接肇事人欧阳格等免职拿办,还通电谴责西山会议派“希图颠覆政府,竭力维护“左派”的面具。而汪精卫并没有站在维护三大政策的立场,对蒋的倒行逆施予以严厉制裁和谴责,而是借口有病表示消极,就连蒋介石的“专擅之过”也未予处置,便隐匿不出了。事后甚至还替蒋圆场,说他的根本思想不是反俄反共的。

汪精卫关系趋于恶化已是无法掩盖的事实。国民政府核心领导人之一的谭延阁对“事件”曾有直接了当的评估,他说:“什么共产党,这是蒋介石反对汪先生罢了!”谭延间还认为这还关联到蒋介石主动攀附汪精卫要求结为拜把兄弟遭到陈壁君的阻挠,“大概介石不满江夫人,因而连带反对汪先生。”这种说法不免有些片面,但反映了当时有些人对蒋介石的一种认识。这一对未能结成把兄弟的政治人物,从此由辅佐孙中山的文武干才逐渐变成了争权夺利的冤家对头。

3月20日夜间,蒋介石做出一项重大决定,他以广州卫戍司令的身份宣布全城戒严,并于次日上午将汪精卫逮捕,扣押在观音山。李之龙和其他涉及此事的共产党员遭到监禁。由共产党人控制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所有成员均被缴械,一切罢工均被取消。

3月22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全体会议,命人把汪精卫带到了会常在80位国民党委员面前,汪精卫怒视蒋介石,大声说:“你以为你是老几?你只是个暴发户而已!你的名字既不在国民党25位创始党员之中,也未列为五位监察委员之一,你不过是一个新进者,一个后辈委员,但是你却以你那无耻的军阀作风来叱责你的长辈。如果你想夺取我的地位,你就干下去嘛!我们敬爱的总理会自上苍看着你的勾当,全国人民都会看着你于,历史会予以记录!”

蒋介石摘的这套把戏,不但博得厂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喝彩,也得到了国内反动势力的支持,远在上海的张静江闻讯后,刻日南行”,希望能在这场变故中,为蒋“稍尽其献替”。

张静江此行是受双重因素的驱使:其一,他与蒋介石私交甚笃。其二,他与蒋介石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张静江身为资产阶级的一员,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是其诚心所愿,但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运动却抱敌视态度。尽管早年他在《新世纪》周刊上,曾专门介绍国际工人运动概况,甚至登载赞扬巴黎公社的文章,只在汇集反清革命的力量。他是决不允许无产阶级危及本阶级和集团的利益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蒋介石具有先天的一致性。因此,他对蒋介石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角逐极为关注,得知中山舰事件的消息后,他唯恐骤行不义的蒋介石会陷于进退失据的窘境,扮演起蒋氏军师的角色。他到达广州的当晚即赶到蒋介石的住地,鼓励蒋介石

张静江的到来,使深陷孤家寡人境地的蒋介石顿时觉得有了支撑,每天一起商量反共计划。按照他们的预谋,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使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大为下降,由蒋介石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二中全会新设中央党务委员会主席一职,由张静江担任,此职又由蒋介石担任(后因蒋赴北伐前线由张静江代理主席职务)。至此,为日后实行军事独裁打下了基矗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率师北伐,张静江留守广州,成为后方策划反共阴谋的核心人物。当时任组织部代理部长的陈果夫在组织部内专行反共之事,每遇重要事项都请张静江决策。陈果夫曾计划以自己的亲信接管主要由共产党员领导的广东省党部,因感事关重大,问张是否应请示蒋介石。张静江对陈果夫说:“应该做的事,不必请示,本党整个政策并没有变更,领袖不能表示态度。如果去电,叫他如何答复?我们的事只要审慎处理,不要增加蒋先生的麻烦。”在他的授意下,陈果夫更加肆无忌惮地实施其反共计划,在改组广东盛市党部之后,又陆续向各地党部选派一批反共分子。这些人出发前,张静江总要亲自接见,讲些“救党的责任放

在诸位身上”之类的话,以示鼓励。7月间,中山大学发生沈某组织法西斯组织残害共产党员的事件。当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如何处理沈某时,张静江对其百般庇护。为培植从事党务活动的爪牙,陈果夫与张静江商议,由组织部创办了党政训练所。但诸事并非尽其所愿:一些共产党人也进入训练所学习,张静江和陈果夫对此耿耿于怀。当训练所发生风潮时,张静江要市公安局长李章达派警察镇压,因后者未予理睬,他竟请求政府将其免职。同时,把共产党员和参与风潮的学员全部开除,使原有的100名学员仅剩下50余名,而且多是顽固的反共分子。这年门月,张静江的父亲病逝。蒋介石在江西听到消息,特意致电张静江,请他暂时不要回上海奔丧,继续坚守广州主持一切党务。张静江果然听话,为蒋坐镇后方。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全国的革命重心移到了长江流域,国民党中央决定迁都武汉。1926年12月中旬,谭延阁等中央执监委员启程北上,被蒋介石截留。蒋介石无理提出迁都南昌的主张,旨在置国民政府于自己的肘腋之下,挑起迁都之争。张静江支持蒋介石,拒绝赴汉。这期间,他和陈果夫指使亲信占据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及许多县党部,大肆摧残工农运动。

为了扩大蒋介石的政治力量,1927年3月10日,张静江致书一年前被蒋介石排挤出国的汪精卫,为蒋介石说项,劝其捐弃前嫌,与蒋携手反共。

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之后,大耍两面派手法,他先是利用事件本身造成政治影响,然后又把事件本身解释为“误会”,貌似“公正”地处理了这一事件。由此完全取得了主动,既排挤了汪精卫、胡汉民等“政治绊脚石”,又打击了共产党,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接着,他又在中山舰发生的原因及后果上大做文章,公开提出:之所以发生中山舰这样的事件,是由于共产党在这两年里“发展太快”,以致引起军队中国民党员的疑惧。言外之意就是要“吸取教训”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和活动,以避免再次出现“中山舰事件”这样的“误会”。

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让步和妥协,虽然共产党员全部退出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但蒋介石却得寸进尺,认为这样还是不能解决两年来的党务纠纷,必须找到“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于是蒋介石又于4月2日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要求召开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加以切实解决。这个“整理党务案

计有如下九条:一、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常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之基础为总理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及批评。

三、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

四、凡地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五、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

七、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国民党、共产党)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先将此项训令请求联席会议追认。

/1、本党党员未受准予脱党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

5月15日至5月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主持其事,提出了这个旨在排斥共产党、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整理党务案”,并在会议上获得了通过。这次会议上,选举了张静江为中央党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自任组织部长并兼任军事部长。鉴于这个议案已被“合法化”,原在国民党中央任职的中国共产党人只好纷纷辞职,毛泽东辞去代理宣传部长职,林伯渠辞去农民部长职,刘伯承辞去中央秘书处书记职,谭平山辞去组织部长职。

1926年 4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举行的联席会议被推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6月5日,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6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张静江以“足疾”为借口提出辞职,蒋介石遂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东革命根据地巩的基础上,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结束十多年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1926年7月6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了迅速出师北伐案,并特任蒋介石统率各军出师北伐。

鲁、豫等省,张作霖则雄据黄河以北,这三支军阀总兵力七十多万。吴、张两支军阀在当时以“讨赤”为基础又联合起来,在北方发动了对冯玉祥的国民军的进攻,并积极准备向南方的革命势力进犯。而当时国民革命军的总兵力只有十余万。为了先发制人,必须出师北伐,以粉碎北洋军阀的反革命“南伐”。鉴于这种形势,国民革命军分析了当时敌人的态势,认为:“就当时情况而言,吴佩本因缘时会,既已声震北国,仍企图囊括我西南,是当前直接加害我政府为我大敌者莫着吴佩革。

孙传芳已取得五省联军总司令之荣衔,其人素以乘机观变称,惯收渔人之利,从不作澳蚌之争,故此时未必有积极对我之行动。张作霖纵心雄力厚,其势犹在黄河以北,对我殊有鞭长莫及之感。”据此,国民革命军制定了各个击破的方针,首先打倒吴佩李,尔后次第打倒孙传芳、张作霖。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打倒吴佩革”,“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当时,蒋介石为了稳住孙传芳,在北伐出师后于8月特地复电孙传芳,表明国民革命军并无进攻江西的意图,“如果有略取江西之意,则敝军已集中湘东,岂肯屯兵不进,坐失时机也”,同时对孙传芳提出希望说:“兄与弟爱国心同,而进行方法则不无出人,今日救国要以民众为本,断非少数军人所得而私,封建制度决不能幸存于今日。所望兄内审国内情形,外瞻世界趋势,毅然加人革命战线,共为爱国彻底之谋。”1926年7月1日,国民革命军制定了作战方略:“本军继承先大元帅遗志,贯澈革命主张,保障民众利益,必先打倒一切军阀,肃清反动势力

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除以第一军主力在潮梅方面巩固粤边,第五军担任粤省后防外,首先派遣第四。第七两军,分由粤、桂出发,协力第八军消灭湘境之敌。7月1日,攻占长沙。随后,唐生智在长沙召集前敌各将领会议,研讨下一步作战方案。唐生智与李宗仁等主张下一步鄂、赣均同时进攻;胡宗锋等主张先攻武汉,对赣暂持监视态度。8月3日,蒋介石到了郴州,4日召集总司令部高级幕僚开会,研讨下一步作战方案。原先蒋介石在广州已接到唐生智、李宗仁和胡宗择提供的两种意见,认为胡宗锋的方案最能洞悉敌我情形,唐、李的方案适足促使孙传芳出兵及孙、吴联合行动。在4日的会议上,决定先攻武汉,相机并图江西。12日,蒋介石到了长沙,策定了会战计划,其方针是:“北伐军以先行占领武汉之目的,对江西暂取守势,以主力军直趋武汉,并以一部进出荆、沙,件使主力军尔后作战容易。”此外,对指导要领作战目标、各部队行动任务,攻击开始日期,兵站设施、通讯设施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具体的,当时兵分三路,以朱培德为右翼军总指挥,统率第二、第三两军集结攸县、酸陵,监视江西方面之敌,并掩护我主力军之右侧翼;以唐生智为中央军前敌总指挥,

统率第四、第八三个军,由粤汉路北上,进攻武汉;另以第一、第六两个军为总预备军,随中央军前敌部队推进;以袁祖铭为左翼军总指挥,统率第九、第十两个军,集结常德、造县,进取沙市、宜昌。8月18日,北伐军开始总攻击并向前推进。至19日,中央军前敌部队击破泪罗江之敌。22日,并乘胜攻人鄂南通城。这是吴佩李亲率部队日夜兼程南下,企图挽回颓势,保持其在长江上游的力量,于25日到达汉口,部署抵抗北伐军地进攻。对此,唐生智基于蒋介石的指示,指挥部署对武汉的攻击。27日,破敌于汀泅桥。30日,破敌于贺胜桥。9月1日,并以一部在嘉鱼附近北渡长江。6日,7日续占汉口,马上又进军围攻武昌。经过浴血奋战四十天,最后于10月10日大获全胜,吴佩李率领一部分残兵败将逃窜豫境,北伐军乘胜追击进据武胜关。右翼军积极配合中央军之进展,除逐次由湘东北进,确保北伐军右翼之安全外,协力粤北赣南部队于9月6日攻克赣州,赣南局势既定,遂沿赣江两岸向北推进,准备会攻南昌。

蒋介石在指挥北伐军作战过程中,的确表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同时也逐渐暴露了他的军事独裁,独断专行的蛮霸作风。如9月3日晚,蒋介石乘车抵达武昌附近的涂家湾指挥攻城。在次日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他毫不考虑当时的敌我态势,直接下达攻击令,并“限于四十八小时攻下。”结果,攻城部队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虽然个个奋勇,却终未能攻破城池。在北伐将士伤亡惨重,破城无望的情况下,蒋介石才无奈地下令停止攻击。

北伐中,蒋介石已明显暴露其培植党羽,偏袒“嫡系”的作风。如对王柏龄,蒋屡次轻怒其咎,姑息纵容。蒋介石办黄埔军校时就任命王柏龄为教授部主任,主管学生训育。北伐时,又任命王为代理第一军军长(辖第一、第二师),但这支被蒋介石视为嫡系中的嫡系的第一军进入江西后“即已堕落”。8月初,蒋介石曾“严电三通申斥其主帅”王柏龄。据说第一军官兵还有吸鸦片的,官长“冒名顶替吃空额”,“空闲时候就去嫖去赌”。为此,蒋曾痛诫一、二师官兵:“如果不能照我的话做到,我不再讲什么话,只有多预备几颗子弹,来枪毙我自己的学生。”

,但第一师进南昌后,王柏龄竟夜宿妓馆,致使孙传芳军反攻南昌时第一师军无主帅,全师覆没。王柏龄犯下如此大罪,事后蒋介石不但未予惩罚,反而继续重用。这就是蒋介石的治军之方案。

当北伐军逼进武汉时,孙传芳虑及唇亡齿寒之虞,遂乘北伐军与吴佩革相持之机挥兵援赣。北伐军立即兵指南昌,中央军除以一部巩固武汉及封锁武胜关,并协力左翼军肃清鄂西之敌外,主力即由鄂南转向赣北,进攻南河路之敌,以利南昌之攻略。1926年9月23日蒋介石的总司令行营移到宜春,策定了收复江西的作战计划,其要点以第三军全力及第一军之第一师协力攻南昌;以第六军主力攻永修,一部策应南昌之攻击;以第二军之一部向峡江方面警戒,该军主力与第一军之第二师攻取樟树;以第七军一部沿长江南岸警戒,该军主力攻占九江;第十四军及第二军之第五师,攻击吉安。至9月底,基本上将赣江上游及赣西,鄂南东部地区内之敌荡清。

10月2日又将万寿宫之敌击破。当时蒋介石由清江移节高安,亲自到前线督战,与此同时又派白崇禧前往樟树方面督战。4日,蒋介石在奉新行营下达了攻击令,命令大意说:综合南行路方面的敌情,估计在南昌车站的敌军约有二千余人,乐化附近约有一个团,涂家埠附近大约有两个团,德安附近新到达的敌部队约有一个旅。南昌城的防守仍为邓如琢残部担任。我第七军于9月30日早晨,在筹溪附近将谢鸿勋的一个师全部歼灭,谢鸿勋和他的旅长庞广荫阵亡,于是我军10月1日又开始向德安前进。

第三军于10月2日在击溃万寿宫地区的敌人之后,又向嘉塘附近推进,并严密监视南昌之敌。第六军及第一军中的一个师,正在奉新及其以东的大路洪、石宁街地区集结,要对乐化、安义、清安等地区进行严密地搜索和警戒。

二我军为了将南洛铁路一带的敌军消灭掉,随决定于10月6日发起向南得路之敌总攻击。三,第三军抽调一部分部队在赣江西岸,对南昌的之敌人严密监视,主力部队于10月15日由驻地开始行动,攻击南昌车站至禾化之敌人,右翼在包抄之时须注意南昌方面之敌,左翼部队须与第六军取得联系,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四,第六军及第一军中的第一师,要于10月5日由现驻地开始行动,向禾化以北亘涂家埠之间的敌人展开攻击,右翼与第二军、左翼勺第七军要密切取得联络。

五,第七军要继续向德安及九江方面的敌人发动攻击,左翼与第六军取得联络。六,其余部队在奉新,于当晚急赴高安。5日和6日进攻樟树、丰城。10月10**清四郊地区溃散之敌人,并将南昌包围起来。由于据守南昌之敌顽强抵抗,所以激战数日,敌我两方均有重大伤亡。因此,不得不在门日下令撤出对南昌的包围,对部队进行整肃,之后又重新进行部署,随后又拟定了新的作战方针,就是:“我军在肃清江西,完成本阶段之作战任务,以主力集中于南行路以西地区纵行整顿,并抽调一部份军队先肃清抚州方面之敌,然后再集中力量再将南行路敌人之主力攻击而歼灭之。”27日.蒋介石在高安行营又下达了对南行路总攻的命令,要求各军种部队,“计划于本月29日开始运动,务于10月31日以前驱逐当面之敌,到达准备位置。”到了引日各军都如期完成了任务。右翼军右纵队之第二军已到达谢埠市、邓家铺之钱,并开始向南昌逼近;第十四军的主力部队抢先占领进贤,并扫荡残敌;其左翼纵队亦推进至赤塘南北之线,准备肃清牛行车站外围之敌。同时中央军也已进抵店前街,正准备向禾化进攻。左翼军之第七军已到达抱桐树;第四军到达曹村;独立第二师也到达了

宏家铺一带,并随时准备向德安、马回岭攻击。当时,蒋介石为了激励和鼓舞士气,激发军政部属等,以期一鼓气荡平孙传芳残部,达到本阶段作战之目的,就在高安又颁布了一道给各军将士的训令。

训令说:“国内军阀,冀图苟延残喘,遂合力以谋我,复勾结帝国主义者阴谋援助,日甚一日。孙传芳尤为军阀现时重心,党国前途之障碍。故我军此次总攻击,务将孙贼势力迅速扑灭,使军阀余孽不至蔓延,即帝国主义者亦必震慑而不敢发,则时局方可报转,革命方可成功。凡我革命军人,须知我不杀贼,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能抱最后之牺牲,方博最后之胜利,功败垂成,不独贻羞天下,死且无葬身之地矣。”

11月1日,部队向南昌及南行路一带发起总攻,右翼我军将敌围于南昌,中央军在牛行、乐化与敌厚战,左翼与敌血战于德安、马回岭。只数日,就将南行主力之敌击溃,7日即攻克南昌。孙传芳援赣之师到此丧失殆尽,其残余部队逃窜到皖南、鄂东,已不堪再战。北伐军遂底定江西,蒋介石于11月9日移驻南昌,又策划进军东南,以肃清孙传芳残部,以利渡江北上,直捣南京。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由于当时全国革命的重心,已经转移到长江流域,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于1927年1月正式在武汉办公。

然而,蒋介石却坚决反对迁都武汉,竭立主张迁都南昌。他的理由是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总司令部在一起,而总司令应设在前线南昌。实际上蒋介石是企图把党政军控制在他一个人手里。当时,武汉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人民群众对蒋介石的这种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使蒋介石未能得逞。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回顾这段历史说:十一月,本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决定中央机关暂驻南昌,主持激定东南的军政大计。

。这显然是莫斯科指使下对党的分裂行动,我为了保持本党的团结和军事的统一,不能不极力容忍。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对于武汉联席会议的决议案,并且敦劝当时留驻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使三中全会得以举行。

而事实上,蒋介石的行为只是一种被迫的举动。当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宋庆龄、陈友仁、吴玉章。王法勤、鲍罗廷等十多人到了南昌,蒋介石亲自接待。11月7日在庐山开会,没有议出任何具体方案,大家就下山回武汉去了。这些人一走,对蒋介石企图迁都南昌是一个打击。12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开会决议组织“联席会议”,在政府未正式迁来武汉之前,执行最高职权。1927年1月1日,武汉宣布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在武汉执行职务,而蒋介石却在1926年12月31日在南昌宣称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已迁至南昌。1927年1月3日,武汉政府举行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的庆祝大会,蒋介石致电武汉称,根据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以及北伐军发展情况,主张国民政府暂设南昌。武汉复电不表赞同,于是蒋介石亲自到武汉,想说服武汉的国民党人。对此,李宗仁在回忆中说:“民国十六年一月中旬,蒋总司令曾亲赴武汉视察,渠见武汉风色不对,稍留即去。”

当时的“风色”确实不利于蒋介石。蒋介石后来说:“1927年1月日,鲍罗廷当面对他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你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

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由于迁都武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介石也只得表示拥护。

1927年2月20日和3月5日,他在南昌先后两次在欢送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鄂的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武汉是全国的中心,也是政治变迁的策源地。我们党部和政府到了武汉,一定比在南昌发展得更快。我们今天可以代表在南昌的同志,明白的告诉谭主席和各位委员:我们的政府虽然迁都武汉去了,我们在南昌的同志,对于拥护政府、拥护本党的热忱,比现在还要增加几倍。”

蒋介石的两面派手法,在这一时期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早在1月日,他在武汉参加群众大会时,就有人当众质问蒋介石为什么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

其后,鲍罗廷的讲话又更深地刺激了他,以致他恼羞成怒,于1月19日给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发了一份电报,说鲍罗廷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销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并再一次重申了迁都南昌的要求。

徐谦见到这个电报,深恐大敌当前先起内江,于是又在2月初举行会议。会上,中共人士及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迁都逐鲍”的主张给予坚决回绝,蒋介石迫于压力,又不敢在这时公然叛变革命,才不得不于2月8日在南昌作出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的决定。

他一方面做了一副服从党中央的老实相,发表“拥护政府,拥护党”的演讲,一方面却加紧向国民政府占领的省份委派自己的亲信去做党的特派员,掌握基层的党权。同时,他制造各种借口,解散农民自卫军,排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军事上,摆出向南京、上海进攻的态势,准备攻下东南沿海一带民丰物阜的地方,以期获得江浙财团的支持。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公开表示要求得到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1927年初,各帝国主义买办、北洋军阀的政客云集南昌,进行所谓的“政治南伐”。蒋介石的把兄弟张群、黄郭等也混迹其中,张群还被蒋介石任命为总司令部总参议。英、美在上海的买办代表人物虞洽卿也亲赴南昌游说,以同意增加关税、从财政上支持蒋介石为诱饵,条件是取消“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北伐口号。在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叛心陡生,胆子也大了。

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上发表了长篇演讲。他说:“现在武汉的本党一部分同志,有一种宣传,所谓要提高党权。

今日提出这集中党权、提高党权的口号,不过拿一个口号来排除异己的同志,做他们真正要想把持党权的武器就是了。”进而他更露骨地说:“现在共产党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国民党党员加一种压迫,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有排挤国民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党党员难堪。这样,我更不能照从前一样的对待共产党员了。”他还说:“我亦曾附带的有一句话,就是说:

将来共产党强大起来了,如共产党员有跋扈强横的事实发生,那我一定要训正他们,并且一定要制裁他们,也要以今日对待本党同志的态度来对待他们。”

《向导》当时发表文章评论了蒋介石的这次讲话是:“特别是看重共产派,差不多演说中十分之六七是对共产派说话的,说共产党员如何强横,他要如何制裁共产党。”蒋介石的这次演讲发表以后,南京、上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通讯社和报纸如东方社。通电社、匝天时报、宇林西报等,语句之间都表现一种极兴奋的样子,差不多异口同声地说:“蒋介石已起来反对左派,抑制共产派了。”孙传芳、张宗昌在上海办的《新申报》和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办的《江南晚报》,也先后发表社论,登出蒋介石的演讲,并大加赞扬说:“到底蒋介石不错,还能起来抑制共产分子。”

3月7日,蒋介石又借南昌总部第十六次总理纪念周之机,再次发表长篇演讲,痛骂武汉政府对他反共反人民的行为的制裁是:拿一种压迫的手段对待本党的领袖,或有侮辱我们本党的行动”,是反对革命领袖,破坏国民革命,”而且说:“如果有反宣传,阻碍我们的革命,那我们就要当作他是反动派,当作他是我们的敌人看待。”

蒋介石还说:“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像别的帝国主义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像反对帝国主义一样的反对他们。”不言而喻,这里的客观标准就是对蒋介石的态度,拥蒋者即为“平等待我”,反蒋者即为“不以平等待我”。这种言论同西山会议派当时反对联俄和论调一模一样。西山会议派的上海大会宣言就是这样说的:“吾人尝以

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上述反共反人民言论的同时,也在暗中加紧与帝国主义进行联络。早在1926年底,日本国即已派佐分利贞男(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前往汉口、南昌分别会晤了陈友仁和蒋介石。

1927年1月8日,佐分利贞男向日本外相报告:在南昌的蒋介石派与武汉的共产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月底,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在庐山会晤蒋介石,电告外相说:蒋介石谈话明确表示,他非但不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们;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同时,蒋介石又秘密地派戴季陶赴日本,向日本当局要求援助,其交换条件是答应镇压上海工人罢工。

蒋介石说一套,明一套,暗一套的两面派手法引起了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高度警惕。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防止他叛变革命,国民党左派于2月9日举行高级干部会议,推举吴玉章、徐谦、孙科。顾孟余5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专门同蒋介石的军事专制独裁做斗争的领导机关。会议针对蒋介石的独裁,指出:“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是目前党的第一标准”,主张“军队在党的指挥下统一起来,并准备与某系武装决斗!”

在“行动委员会”领导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实行民主、提高党权、扶助工农的运动,同时发动了“欢迎汪精卫回国复职”运动。对此,蒋介石深感恐慌,曾先后两次派人到上海与中共中央谈判,并以最后通碟式的态度要求停止迎接汪精卫回国复职的运动。但谈判和恐吓都没起作用,汪精卫终于回国了。

各地中央委员陆续抵汉,只有蒋介石和留在南昌的中央委员们迟迟不来。会期临近,国民党中央主席张人杰拒绝参加大会,到上海去了。而蒋介石则主张要把会期改为3月12**才能到会。这是明目张胆地蔑视中央的一种挑衅,遭到了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激烈反对。但因为少数人有顾虑,同时也为了进一步争取团结蒋介石,决定把3月7日如期召开的会议算作预备会,3月10日再正式开会,以便等待蒋介石赴会。但蒋介石却始终未来出席会议。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大会闭幕期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常委会不设主席,由9人组成常委会主席团,对党务、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这个新规定,实际上等于撤销了蒋介石在党内的领导权。

会议还规定“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行政机关”,军事委员会也不设主席,而由7人组成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团之议决及发布命令,须有主席团委员四人签字方生效力”,“总司令是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军官任免和出征动员,须经军委会议决议,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方可交总司令部执行。这些规定,大大缩小了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的权力,实际上等于把这位总司令降职为一个“传令兵”。

会议还通过了“对全体党员的训冲案”,针对蒋介石的独裁行径着重指出:“自北伐军兴,军事政治党务集中个人,愈使政治之设施,不能受党的领导,而只受军事机关之支配。此种制度,为害甚多”。所以“决定将一切政治、财政等大权均集中于党”。

这实际上等于把蒋介石自北伐开始后所取得的党政军大权悉数剥夺了,只给他留了个“总司令”的虚名。前文曾提及蒋介石于盛怒之下寻枪自杀未遂一节,就是在他听到上述决议后发生的。

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南京才是日后的国民党中央以及国民政府的所在地,他之主张迁都南昌,不过是为了进一步控制党政大权。誓师北代以后,蒋介石制下的军队迅速扩张。北伐出师前,蒋介石的嫡系只有6个师,北伐部队8个军中,他只有一个军。但当北伐军打到南昌时,国民革命军已经发展到40个军,其中大部分是蒋介石一手收编的军阀部队。蒋介石以高官厚禄收买了不少旧军阀,使他们忠实于自己。

军事实力的迅速扩张,也膨胀了他的野心,所以他拥兵自重,对武汉方面的决议嗤之以鼻,他认定:没有他的参与,是不可能组织一个合法政府的。何况自从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一直认为自己是孙中山的惟一的真正的继承人。因此,他视武汉政府为“伪政府”表面上虚以委蛇,暗地里却包藏祸心。他调动军队,加强九江、南昌的防御,以应付武汉方面可能的军事突袭。他紧张地忙了大约一个星期,却不见武汉方面有什么军事行动,遂更坚定了他的决心:表面上听命于武汉,暗中积蓄力量,一俟占领南京,取得英、美及江浙财团的财政支持后,再看我如何施展“雄才大略”。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这标志着蒋介石时代的开始,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组织总司令部大纲》,决定组成超然于政府之上,由各部人员参加的“战地政务委员会”,受总司令指挥,全权统筹一切。至此,蒋介石已初步实现了夺权的目的。这一年蒋介石正好40岁。

1924年间月13日上午,孙中山一行20多人乘永丰舰启程北上,船经黄埔港时,孙中山特地登岸,赴黄埔军校巡视。

孙中山说:“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可言耶?况余年已59岁,虽死亦可安心矣!”

孙中山答道:“余盖有所感而言也。余所提倡之主义,冀能早日实现,今观黄埔军校学生,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吾之革命实业,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则可死矣!”

蒋介石一听,当即表示要遵照总理的嘱托,完成革命事业。当天傍晚,孙中山一行离开黄埔登舰北上。

不料,竟成永决。1925年3月!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蒋介石正率东征军与陈炯明部摩战,因怕影响士兵的战斗情绪,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第9天,即3月21日,胡汉民才电告在前线的将士:“总理逝世”。

孙中山逝世,蒋介石心中悲戚,到也在情理之中;但在随后的一系列祭奠活动中,蒋介石却处处表现出以死人压活人的心理动机。

3月30日,蒋介石在东征军追悼孙中山的大会上,宣读了自己亲撰的《祭总理文》,在这篇悼文中,蒋介石首次提出孙中山为“国父”的说法。并作誓:“敬遵总理遗嘱,继承总理之志,实行国民革命,至死不渝。”

一二”反革命政变,实际上已公开背叛三民主义,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政策。但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蒋介石继续将自己打扮成孙中山的忠实信徒。

!928年,国民党军完成“北伐”。蒋介石遂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决定在北平举行了祭奠孙中山灵枢的盛典。7月3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到达北平,会同国民党军政大员聚首香山碧云寺。蒋介石为主祭。祭奠上,蒋介石再次公布一份祭文,将自己吹嘘成力挽狂澜、再造民国的中流批柱和革命的大功臣。

当日,当哀乐之声一起,蒋介石便痛哭失声,引得全堂一片呜咽之声,与会者无不泪下。当晚,蒋介石即留居碧云寺中含青舍,言称:“不忍远离我师之灵体也。”

蒋介石精心设计导演的这场祭灵哭棺,无疑是想借助孙中山的在天之灵,把自己抬到孙中山惟一继承人的最高位置上,以死人压活人,便于以后慑服众人。

蒋介石以后也确定是这样做的。每当出现有碍于他的独裁统治的人和事,他便要拿到“总理纪念周”上,在孙中山的像前,大骂一通。仿佛惟他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而别人则是“乱臣道子”。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所面临的处境并不太妙。其时,国民党内派系林立,武人称雄割据,各霸一方;政派各立门户,不相统属。这其中对蒋介石独裁妨碍最大的,在军事上有冯玉祥的西北系、阎锡山的晋系、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军三大集团;在政治上主要有汪精卫、陈公博的改组派,和国民党元老胡汉民。

为了削弱各地方实力派的实力,蒋介石首先采纳了政学系政客杨永泰提出的“削藩”策,对各实力派首领加官进爵,调至中央任职,然后进行编遣裁员,“杯酒释兵权”,剥夺各实力派赖以生存。蒋介石视这一策略为治国安邦的神丹妙药。

但蒋介石的调虎离山之计普未奏效。冯玉祥托辞由鹿钟鲜代行军政部长。阎锡山保荐赵戴文行使部长之权。李宗仁不恋军事参议院院长之位,离宁返汉。李济深也避而不就参谋总长职。

一计不成,再施一计。1929年,由蒋介石主持,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成立了以蒋介石兼任委员长的“编遣委员会”,规定全国一切权力收归中央,正式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司令部、海军司令,各集团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听候整编。至此,蒋介石借整编之机,削弱异己之心,昭然若揭。因此,遭到了冯、阎。桂军各地方实力派的一致抓制,一切军事倒蒋运动骤然掀起。

自1929年至1930年间,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唐战争,以及蒋冯阎桂的中原大战。

这场倒蒋运动来势汹涌,阵营庞大。无奈,蒋介石财大气粗--手握中央政权,腰缠江浙财团的援助;且计高一筹,通过高官厚禄、军事打击等手段,竟-一击败对手。

硝烟散去,冯玉祥西北系土山崩瓦解;阎锡山晋系龟缩山西;李宗仁桂系偏处广西一隅。从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民党内部地方实力派失去了问鼎中原,与蒋介石决一雌雄实力。

但每次蒋介石的下野,都是人退心不退。避过风头之后,很快便再复出。联系蒋介石早年在粤军中频繁辞职的历史,“以退为进”是蒋介石的惯用权谋,下野是为了复出后能够独裁而已。

特务政治历来就是独裁统治的伴生物。蒋介石当政后,对异己势力和反对派一直心存防备和嫉恨。为了进一步惟系其独裁统治,蒋介石大肆培育特务组织。

蒋介石手下有两大特务系统。一是“系”。这是由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组建,并以其为核心的特务组织,重点在党务调查。此系即“中统”前身。

二是“复兴社”。这是蒋介石亲自审批,由贺衷寒、戴笠等人组织的,其核心成员有13人,即所谓“十三太保”。他们中部梯、潘信强、邓文仪、梁干乔、膝杰、杜心如、曾扩情,复兴社重点在军界活动,专司搜集情报、镇压进步势力之职。复兴社的一支,后衍变为“军统”,由戴笠主持。戴笠公然宣称,他的职责就是要做“领袖的耳目”,只对蒋介石一人尽忠尽孝。

上述一段文字,是后世良家对蒋介石夺取政权之后为树立自家“光辉形象”和巩固手中权力所施手段的一种纲要性的总结。文字的总结是简约而精当的,但血的事实却是繁杂而曲折。诚然,历史车轮的每一次转动都不免有血腥气味,是历史车轮向前滚动的润滑剂。但是,当历史的车轮转动到1927年4月12日这一天时,它已不是在血腥气中前进,而是深陷于人血粘稠的河流中滞涩、扭曲,以至于停顿了。

1927年3月,中国革命进入了最紧急最关键的时刻。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革命烽火迅速向长江下游蔓延,直指西方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核心地带--上海。

为保护在华利益,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派遣军舰开到上海,总兵力达到万余人,兵舰达90余艘。他们公开叫嚣要以武力“保卫上海”,试图吓阻北伐军的进攻。

恐吓的效力虽然有限,然而也有用。按照北伐军的作战部署,负责进攻上海的是何应钦的第四、六纵队和白崇禧的东路军第一、三纵队。白部挺进湘沪,何部进攻上海市达北的外围地区。这两位北伐将领一路厮杀过来,可是到了上海附近却迟疑起来,不敢沿沪宁线正面进攻上海,却一味在上海周围与北洋军阀的部队“游斗”为一些小城镇杀得难解难分。

为了配合北伐军进攻上海,中国共产党曾于1926年10月24日和1927年2月22日组织上海的工人阶级举行了两次武装起义。其中,第一次起义因仓促举事而告失败,第二次起义是在白崇禧部已经占领了嘉兴之后举行的,嘉兴距上海仅有60公里,起义的领导者周恩来、罗亦农等共产党人一致认为,只要上海一举事,白崇禧的北伐军肯定会挥师配合。但是,所有的人都没想到,近在飓尺的白崇禧却按兵不动,作壁上观。手中武器极度匾乏的上海工人民众惨遭屠杀,孙传芳的大刀队把砍下来的人头血淋淋地挂在电线杆上,向上海工人阶级示威。

在两次起义均遭镇压之后,上海的工人阶级既没有气馁,也没有被吓倒。周恩来等人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再一次制订了新的武装起义计划。3月日,北伐军的白崇禧部的前锋部队占领了上海附近的龙华,上海工人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

经两昼夜激战,击溃了直鲁军阀张宗昌的部队,起义取得了全面胜利,北伐军不战而“胜”,开进了上海。

3月23日,程潜率北伐军江右军占领了南京。同日,隶属北洋军阀的长江舰队反正。至此,整个长江流域均落入北伐军之手,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北伐军本来可以挥师北上,完成北伐革命统一全国的大业。可是,就在这革命即将成功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却背叛了革命,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

事变前,蒋介石把上海“分共清党”军事方面的部署工作交给了白崇禧,白崇禧奉命将驻沪的亲共部队调离沪宁一带,而以反正过来的北洋军阀周凤歧的二十六军来接防上海。同时,蒋介石又把李宗仁的第七军从安徽调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线的有“左”的倾向的部队,最后又把他的嫡系部队第一军中的左倾军官全部调离。

蒋介石一到上海,立即与上海滩上的帮会头子黄金荣、张啸林等人进行接触,指使他们织织了一批流氓、成立所谓“中华共进会”,预备充当屠杀上海工人的杀手。

实际上,北伐军占领上海之前,蒋介石的叛变已露征兆。1927年3月6日,蒋介石授意其党羽杀害了江西全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中**员陈赞贤;3月16日,蒋又令其爪牙解散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解散了江西省学生联合会;3月17日,蒋介石授意他的爪牙纠合青红帮流氓在街头“游行”,大呼“蒋总司令万岁”、

“新军阀万岁”。“打倒赤化分子”等口号;并围攻、捣毁了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打死职员及工人4人,重伤多人。当工人纠察队准备干预时,蒋介石却派兵弹压,将暴徒掩护出城。当晚,蒋介石成立戒严司令部,以“保护”为名,派军队强占了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准备镇压工人们的反抗。3月20日,蒋介石又利用当地流氓组织了所谓“安徽省总工会”,安庆市召开欢迎蒋介石的市民大会,蒋介石却暗中以每人4元大洋的身价,组成了百人敢死队,准备在欢迎大会时由敢死队举行暴乱,并约定:敢死队在杀害革命者时,受轻伤者赏大洋100元,重伤者500元,亡命者赏其家眷1500元。就在欢迎蒋总司令市民大会举行的当天,这些流氓敢死队成员纠合青红帮分子,捣毁了盛市的一些革命机关,并打伤数十人,重伤多人。

在策划并指挥了上述一系列反革命破坏、屠杀活动后,蒋介石于3月26日抵达上海。此前,当北伐部队兵不血刃地进入上海时,蒋介石为了实现对列强的承诺,密令进城部队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改为“和平奋斗救国”,就首先受到了帝国主义势力的欢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于当日就送给蒋介石一张特别通行证,允许也随带10名卫士通过租界,直接与列强密谋叛变革命的计划。列强答应以其驻扎在上海的军队全力支持蒋介石镇压革命群众,又会同上海的买办阶级送给蒋介石1500万大洋,并同意在大开杀戒之后再奉送3000万元。

3月30日,蒋介石授意白崇禧在杭州袭击了杭州总工会,屠杀工人领袖和革命群众,同时将攻进南京的由李富春、林伯渠分别担任政治部主任的第二、六两个军调到江北去作战,只允许第六军留下3个团维持南京治安。

与此同时,蒋介石一只手为大屠杀做准备,另一只手却高高地举起了“革命”大旗,口口声声表示:“工人纠察队乃是人民的武力,革命政府断无加以摧残之理,如有流氓捣乱,一定从严究办”,并虚情假义地派军乐队吹吹打打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送去由他亲题的“共同奋斗”锦旗一面,以此麻痹工人阶级。

为了使“反共清党”的叛变行为“合法”化,蒋介石又邀请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张静江、胡汉民和军事将领李济深、何应钦等人到上海,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形式,诬蔑共产党“逆谋昭著”、“应予查办”,并开列了包括鲍罗廷、谭平山、林祖涵等人在内的“应先看管者”名单,计有197人,要求对这些人进行“非常紧急处置”。同时,蒋介石盗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要“看管监视共产党员,免予活动”。

4月1日,蒋介石下达了命令,命刘峙的部队于当晚包围上海闸北工人纠察队,收缴枪械。可是,恰恰在这一天,汪精卫到达上海,蒋介石未敢擅动,又把发出去的命令收回了。

汪精卫是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发动的“迎汪回国复职”运动中,从莫斯科回国的。以汪精卫的资历及其当时的威望而论,他此时若是到武汉政府去上任,对蒋介石这一边是极为不利的。因此,蒋介石就对他说:“你切不要到武汉去”,“总要把共产党消灭了再讲。”他企图让汪精卫留在上海帮助他“清党”,然后拉着汪精卫到南京去共同组建南京政府,与武汉分庭抗礼。但汪精卫对蒋介石的挽留不以为然,当蒋介石集团中的军政大员们一致向汪“抱怨共产党,诚恳地希望汪先生重负领导的责任”时,江还表示:“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4月2日,蒋介石召开秘密会议,筹划制裁共产党。汪精卫也被邀出席会议,但他在会上“始终袒共,一再申述总理的客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由于汪精卫一意坚持不同意见,与会军政大员们同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吴雅晖甚至当众向汪精卫下跪,弄得汪精卫尴尬至极,“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

在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压力下,汪精卫妥协了。4月3日,蒋介石再次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一、4月15日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党事纠纷”问题。由汪精卫通知陈独秀,各地共产党员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发命令一概无效;三、党部、机关的最高长官和主要负责人对“在内阴谋捣乱者”予以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认其为反对政府的

4月5日,汪精卫与陈独秀发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公开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进行辩解,要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湘互尊重,协商进行,政见既不尽同,然如兄弟般亲密”。这个宣言,实际上等于解除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思想警惕。

4月5日,汪精卫启程赴武汉。这时的汪精卫虽然对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思想有所妥协,但他毕竟深知蒋介石的为人,不敢在这“老虎嘴”里多作逗留。此外,武汉方面有苏联的支持及共产党的合作,武装力量和工农群众的力量也相当可观,他意欲依靠武汉的力量与蒋介石一争高下。所以,汪精卫一到武汉就立即发表谈话,要与共产党同生死共存亡。

汪精卫一走,蒋介石也加紧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4月9日,蒋介石发布了上海戒严令,任命白崇禧为戒严司令,一切布置妥当后,蒋介石亲率已经整顿成为“可靠的”第一军第一、二两师兵力,赶往南京去了。

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将南京附近的所有铁路切断,使在长江以北的第二、六两军不能回师南京,然后蒋介石以两个师的兵力,解除了林伯渠所辖三个团的武装,林伯渠侥幸脱险。随后,蒋介石的部队包围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和总工会,逮捕了全部中共干部,并于次日开始在全城搜捕共产党员。

4月11日,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以“上海工商界联合会”的名义,邀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赴晚宴,将汪寿华诱至杜府加以杀害,使上海工人运动失去了一位重要领导人。

同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出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 4月12日,上海的青红帮流氓全副武装,每人领赏金十元,身着蓝色短裤,臂缠“工”字符号,从法租界分散出发,四处袭击工人纠察队。

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发生激战。此时,早已埋伏在各区工人纠察队附近的蒋介石的军队趁机借口“工人内江”,冲出来收缴“双方”的枪械。至晨5时,上海2700余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了武装。当时工人纠察队牺牲120人;受伤180人。当日上午,蒋介石的反动军队占领了上海总工会,开始拘捕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同时,列强驻上海的军事力量也直接帮助蒋介石疯狂搜捕共产党员,总计抓捕1000余人,交给蒋的军队。

同日,上海总工会发出罢工命令,以示抵抗。中午,数万名工人徒手冲向总工会机关,夺回了总工会会址。南市区召开50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并以市民代表大会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将所缴枪械悉数发还,并予确实保障,此后不再发生此类事端。”

4月13日上午,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会后整队到周凤歧的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二师司令部已经接到蒋介石下达的密令,预先部署妥当,当请愿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反动军人即以机关枪狂扫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当场击毙百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同时,在南京游行的工人也遭枪击,死伤数十人。当时天降大雨,现场血流成河,惨不忍睹。

从4月12日至15日,上海变成了血腥的世界,300余工人惨遭屠杀,500余人被捕,逃亡者达5000余人之众!其后不久,中**员赵世炎、汪寿华等英勇牺牲。

12”上海反革命政变后,李济深在广州也发动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100余人。

继两次大屠杀之后,各地国民党反动派在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下也大开杀戒,甚至连国民党中的左倾人士也未能幸免。

北方军阀也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北方区书记等20人壮烈地牺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下。

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中途失败了。由于武汉政府和中共中央没有采纳周恩来“东征讨蒋”的建议,致使蒋介石得到喘息机会,巩固了南京反革命政权,造成了宁汉分裂的政治局面。

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党中央于4月18日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他的本兼各职,并“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22日,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40人联合讨蒋,号召全国军民“去此总理之叛徒,民众之合贼”。此一时期,汪精卫仍是以“左派领袖”的面目出现的。

到了1927年7月,由于蒋介石集团及各方军阀对武汉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武汉政府处于“孤岛”之势,面临重重困难。同时,蒋介石拉拢冯玉祥成功,蒋、冯一联手,军事局势顿时变得对蒋介石极为有利,而冯玉祥也借此机会致电汪精卫,要他与蒋介石“通力合作”,早日实行”。冯玉祥倒向蒋介石,使汪精卫“夹击南京”的战略意图付诸流水,局面更趋紧张。此外,湘鄂一带工农运动中也确有“过左”倾向,直接危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两湖地区投机北伐革命的一些反动军官频频发动事变。在种种政治的、经济的压力之下,汪精卫终于撕下“左”的面具,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施了疯狂的大屠杀,制造了“7.15”反革命事件。

但是,汪精卫虽然也开始反共了,却仍然视蒋介石为仇敌,欲与蒋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蒋介石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他苦心孤诣建立了南京政权后,立即处于内外夹击之中,处境艰难。一方面是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居功自傲,不肯听命于蒋介石,致使蒋、桂矛盾日甚一日,一方面是武汉方面正厉兵袜马,正集结唐生智、张发奎等部,准备东征讨蒋。蒋介石处于内外夹击之下,为了缓解矛盾,决定迎击南犯的北洋军阀部队,转移视线。他发誓“不打下徐州,便不再回南京”。亲自指挥了收复徐州的战斗。战端初起时,北洋军阀部署在津浦路正面的部队佯作败退,蒋军节节胜利,进展极速。蒋介石认为攻下徐州已不成问题,遂决定毕其功于一役,亲赴前线督战,连预备队都压上了前线。不料逼近徐州时,突遇顽强抵抗,北洋军阀又突出其后,.包抄袭击蒋介石左翼,致使蒋介石的部队“首尾不能相顾,全军顿形混乱

全线溃败”。而且“溃败之惨,实前所未有。”8月6日,蒋介石自食其“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的誓言,仓惶退回南京,布置部队据江而守。对于这次惨败,蒋介石又羞又怒,于是嫁祸于人,找一只替罪羊,归咎于前敌总指挥、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据蒋介石的卫队长通熙的回忆,枪杀王天培的经过如下:(注:文内的日期为农历)六月十日,冯玉祥驻在开封,以调解宁汉纠纷为名,邀集式汉下政府的汪精卫、孙科、唐生智等,开郑州会议;六月十九日,冯玉祥又与南京政府的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开徐州会议。宁汉双方决定:反苏、宁汉合作。七月十五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开始“清党”反共。从此,宣告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

有一天,(大约五、六月间),南京总司令部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师长以上的均出席。蒋介石命我自己去、或者叫一副官去到板鸭巷第十军驻京办事处,请王天培军长来开会。我未能理解这件事的特殊意义,认为今天开军事会议,请一个军长来开会,用不着我自己去,于是派一个副官和一个卫士排长去了。按照蒋介石的规定,凡是总司令部开军事会议,一律不准带武器进入会常王天培来了,我向他敬了个礼,问她:“有没有带武器?请交给我保管,散会后奉还。”他“说:“有一支左轮手枪。”说着,连同枪套交给我。我带他进入会议大厅,会议尚未开始。参谋长白崇禧一见王天培,便很严肃的对他说:“你知罪吗?”王天培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吓呆了;面色苍白,立正站着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白崇蓓接着说:“你不服从总部的战略部署,在进攻徐州战役中,被敌人一打就垮,一直向南溃退,几乎影响整个战局;而且你部下控告你十大罪状,克扣军切等等

你知道吗?”王天培颤栗地抵赖说:“不知道!都是下面人搞的!”在场开会的军官,大部分都站起来,注视这件想不到的事。自出师北伐,国民革命军共七个军,成立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王天培是第十军,地位之重要,可比例而知。自出师以来,总司令部惩办一个军长,这还是第一次。蒋介石未说话,大概是预先布置好的。王天培支吾其词,蒋叫我将王天培带到军法处,后来枪毙了。

徐州战败,完全是因为蒋介石的料敌不确、指挥失误所致,而他却倭过于人,不宣布罪名就处决了王天培这样的高级将领。这种作风引起了各部将的极大恐慌,尤其是李宗仁、白崇禧,更是受到极大震动,都担心有朝一日成为第二个王天培。

蒋介石在徐州惨遭败绩之后,仍玩弄两面派手法,一面致是冯玉祥表示赞成宁汉合作,一面又令白崇禧部署军队,准备与武汉方面作战。但此时南京四周几乎都是桂系的部队,李宗仁和白崇禧决定趁此良机向蒋介石摊牌。白崇禧拥兵抗命,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蒋介石调兵兵不动,立即明白这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在“逼宫”,试图以辞职要挟南京政府。果然,蒋介石一放口风,吴稚晖等人慌了手脚,立即召集党政军要员开会。会上,吴稚晖等文官一力主张蒋介石留在任上主持大局,而白崇禧、何应钦等军事将领却一言不发。当蒋介石表示想“休息一下”时,白崇禧、李烈钧等人立即附和,表示同意蒋介石暂时“休息”。

陈布雷在日记中曾说:“八月间宁汉分裂之迹更显,蒋公命余先期为准备辞职宣言,愿行退让贤以促成团结”。8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僻职宣言》,说:“中正自蒸沫总理之教训,即以二义自矢:一、认党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之下,党员个人绝无逞主观、计利害之余地。二、认捍卫党基为党员最大之大职。

苟有逞智弄巧,篡夺吾党基础,剽易吾党主义,使吾党名存而实亡者,必竭全力以铲除之。由第一义言:进退生死,一以党之利益的依归。

由第二义言:苟不侵蚀中国,篡窃本党如共产党之所为,决不能以识解小有异同,而稍道其卫党之天职。”在自我标榜了一番之后,蒋介石又“掬诚”宣告三项愿望:一。要求宁汉双方“悉摒外间挑拔之辞,尽捐意气猜防之念,武汉同志地期联袂迁移东来,共同集合于南京,以谋党国大政之进行”。“要求分驻湘、鄂。赣武装同志,会同津浦线作战之军队,一致完成革命。赣、湘诸省彻底清党。”

8月19日,奉化各界举行欢迎蒋介石“锦旋”大会,蒋介石在会上致辞说:“今天承请父老兄弟等开会欢迎,中正非常欣慰,比之他处更甚。不过中正为国奔走,对于桑样事情,殊党抱歉万分,幸诸父老热心举办公益事务,故中正亦得许多安慰。但是我革命事业,无非是要为民众谋幸福,为党国谋利益,所以希望诸同志,以后努力进行。待到革命成功,人民皆得享衣食住行四者之幸福,此时再来庆祝,当更为快慰。中正别无他愿,请父老兄弟皆得安居乐业,是中正之厚望也。”

同一天蒋介石在家乡雪窦寺接见美国《芝加哥鹰报》记者和《纽约时报》记者表示:“鄙人下野,当可促成宁汉合作。”

蒋介石的这种“高姿态”,实际上是在讲反语。他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早已经看清了当时的局势。他明白,如果不及时辞职下野,他将成为众矢之的,宁、汉两方无论是分还是合,因为有汪精卫在,他蒋介石都只能当半个国民党领袖,很难大权独揽。他一旦下野,就避开了各派的攻击,坐收宁、汉相争之渔利。

此外,蒋介石也悟到:宁、汉双方鸡吵鹅斗互不相让相容的时候,冯玉祥居于“调停人”的地位,一直超然于争执双方之外。蒋介石如果不避让,有可能使冯玉祥在调停宁、汉矛盾中获得实利,大权就有可能旁落。把个中道理想透彻了,蒋介石才决定“下野”,自处“超然事外”的地位,而电请冯玉祥出来主持津浦路战事,把冯玉祥推进斗争的漩涡。他打好了如意算盘,等各派系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时,他再以公正者的姿态出面收拾残局。

蒋介石下野后,但他的影响却始没有离开中国的政治舞台。他人在溪口的雪窦寺,却照样指挥着他手下的文官武将,在政治、财政上控制着时局。

在政治上,自蒋介石下野后,张静江、吴稚晖等人就到处奔走游说,为蒋介石复职上下活动。宋子文与黄郭则积极同英美等帝国主义拉关系,施加影响。所以,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内部的斗争非但没有因此而平息,反而更加剧了。

在军事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仍然效忠于他,尤其是第一军中的各级军官,都是蒋介石从黄埔系中挑选出来的,早已成为蒋介石的“私人武装力量”。至于何应钦,他当初拆蒋介石的台。并不是真想把蒋介石搞垮,只是想借此改善自己的地位。

在经济上,蒋介石下野之前即已有所布置。江浙财团及上海的买办阶级一直是支持蒋介石的。蒋介石下野后,江浙财团和上海的买办势力立即停止供给军晌,切断了南京政府的经济命脉。

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首领原以为蒋介石一下野,南京政权就掌握在闩己手中了,没想到适得其反,出为蒋介石“人在野而心在朝”,凭借自己的势力在奉化遥控政局,反把时局弄得越来越乱。桂系大权没到手,连大局都难以控制了。

蒋介石一生当中曾经拥有过多少女人?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说它简单,乃因为众所周知:先后与蒋介石举行过婚礼并共同生活过的女人计有4位--发妻毛福梅、妾姚恰诚。妻陈洁如,最后一位就是举世闻名、如今被台湾人称为“永远的第一夫人”的宋美龄。说它“复杂”,是因为蒋介石一生当中的确不仅仅只拥有过上述的4位女人。在这4位女性之外,确有其事而且见诸史传的就至少还有两个女人。一是“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亡命日本避祸期间,曾与戴传贤共租一屋居住,房东为他俩介绍了一位下女,名叫爱子。这位爱子小姐曾与蒋、戴二人共同度过了近3年的“双凤求凰”的同居生活;二是蒋介石在广州担任军职时,虽然身边已有家眷,却仍然陈仓暗渡,勾引了一个绰号“银菩萨”的女人。

诚然,蒋介石一生与政治结缘,他的最大欲望是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终生为之奋斗,并且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一愿望。但是,平心而论蒋介石也是人,是男人。所以,无论他是英雄还是懦夫,在“美人关”前,他也一样会眼睛发直、腿肚子变软,过不去这一“关”。

何况蒋介石心目中的“美人”标准并不仅是羞花闭月之容,而是修养、家庭背景以及社会关系等等因素的集合概念。宋美龄正是上述所有“因素”的完美的结合体,在这样的“美人”面前,即使前路茫茫、关山阻隔,蒋介石也是一定要闯过去夺“关”的,对于蒋介石来说,他面临的已经不是泛义的“美人关”,而是天下无双、特殊意义上的“美龄关”了。

1922年,蒋介石这个在当时还排不上“英雄”座次的“准英雄”,这个默默无闻的“革命战士”,已经在“美龄关”前磨拳擦掌。

这一年的12月初,蒋介石参加了一个社区的基督教晚会。晚会假座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先生的寓所举行,主持人是:国舅爷”宋子文。就是在这次晚会上,蒋介石第一次见到了宋美龄小姐。宋美龄当时只有24岁,正值一个女人生命之树的黄金季节,她举止雍容尔雅,风姿绰约笑靥迷人,一时倾倒了出席晚会的所有男性,成为晚会的中心人物。座中受到强烈震撼的,就是已经有过一妻一妾、新近又与陈洁如举行了婚礼的蒋介石。他痴痴地望着宋美龄,脑子里飞快地旋转着宋美龄的家庭、社会背景,旋转着宋家势力和财力以及孙、孔。宋三家在海外的巨大影响力。“旋转”的结果是一个强烈的欲念--我一定要娶这位来三小姐为妻!

应当说,蒋介石是个善于识别并掌握各种机会的人。攀交陈其美,使他跻身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巴结孙中山,使他很快成为孙中山所赏识的“干才”;现在,命运之神又把一个绝好的机会送到了他面前,他相信这是上天所赐,故尔绝不可轻易放过。

这次晚会后不久,蒋介石奉孙中山电召来到广州。一见到孙中山,他就迫不及待地表露了想娶宋美龄为妻的念头,恳请孙中山代为作伐。他绝口不提自己新近才娶的陈洁如,只一味强调说明自己已经离婚,“为了革命事业”休妻弃妾,目下独身一人奔走革命,急切地想找一个宋美龄这样的姑娘作为终生伴侣。

蒋介石是个典型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他明知以自己当时的地位和名望去攀求宋家小姐确是有点儿离谱,可是他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实现,无论这中间有多少艰难险阻,他是到了“黄河”也不肯“死心”的。蒋介石性格上的这种特点是贯穿于他生命的给终的,说得好听一点,叫作“坚忍不拔”说得难听但却更准确一点,应当叫作“顽固不化”。换了别人,遭到孙中山的当面拒绝后,早就“赧颜无地”,可是蒋介石却毫不理会孙中山的态度,继续鼓动三寸不烂之舌,再三再四地请求孙中山向宋家转达自己的意愿。

正如后世史家及传记文字中所描述的,宋庆龄女士听到丈夫转述蒋介石的意愿之后,当即以激烈的态度和决绝的语言表示了反对:“我宁可看到妹妹死去,也不愿意让她嫁给一个仅仅在上海就找了两个女人的荒唐男人!”

孙中山为人敦厚善良,不忍把夫人的原话转告给蒋介石,怕的是伤了蒋介石的自尊心。他只是委婉地劝告蒋介石:“先等一等吧。”蒋介石也明白是得“等一等”,他从此耐心等待,一有机会就重提此事,直到孙中山去世之前,他得到的答复始终是“再等一等吧”。

据章微寒辑录的有关蒋宋联姻的材料,蒋介石追求宋美龄的经过大致如下:蒋、宋之间最初见面,是在民国十一年,宋美龄才23岁,与蒋初遇于上海香山路“国父宅中”。那时宋美龄有如盛开的玫瑰,使蒋介石“一见倾心”。

董显光著的《蒋总统传》中说:蒋“及与宋女士相捻,知其为理想之终身良伴,而向求之不得者,露求婚之意。”“其后五年问,蒋致全力于革命事业,蒋即率师北上,此期间与宋女士函犊往还”,“仍申前情。”

这里所说的“宋女士函犊往还”,有一则《情书》,见于1927年10月19日天津的《盖世报》,这个见报日子是他们结婚前1个月又11天,写信的日子还要早些。这个报纸记载最近才被发现,1987年5月9日台湾《民主政治周刊》所载龙中天写的一篇题为《蒋夫人的秘密》的文章提到了它。

在该报发掘出来这件资料中,蒋致书宋美龄说:“余令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万念次绝,日之百对战疆,迄今思之,宛如幻梦。独对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这封信上所说的。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成了。举世所弃”的“下野武人”,很明显是指蒋介石于1927年8月13日在南京第一次“下野”宣布辞去本兼各职,回到溪口故乡的这段经历。这封《情书》就是这时发的。

同年9月28日,蒋偕张群去日本,乘日轮“上海丸”抵达日本长崎,探视宋母,登堂求婚。

有关求婚的经过,根据上海《晨报》的报导:“蒋介石于10月某日,事前蒋系先致电,得太夫人的允可者。相约时,太夫人正在室中研究《新约圣经》,盖大夫人系一极诚笃之基督教徒也,勉蒋为使徒保罗。蒋告太夫人,谓对基督之道,近日亦有信仰,并乞婚焉。时太夫人以蒋对于联姻之手续,毫无其它问题杂处其间,许以女美龄妻之。”

同年的10月14日《交通日报》刊登一则宋美龄的专访,有四句回答:问:“蒋先生谓初见女士时,已认为女士为其理想的伴侣,但不知当时女士,作何感想?”

这里所说的“半年前”,正是蒋介石统率北伐军底定东南,京、赣、阅尽入北伐军掌握,蒋叱咤风云之际。

据说,在上海“4.12清党”之役后的4月底、5月初之间,蒋在上海西摩路宋宅,再次访晤宋美龄,向宋“仍申前请”,两人定情当在这个时候。

蒋介石在日本,住在吴启鼎家。直到1927年11月,由日本回国,同年12月1日在上海与宋美龄结婚。这时蒋41岁,宋美龄28岁。蒋在上海,住在拉都路吴忠信的公馆里,原来想借用宁波巨商叶琢堂环龙路的公馆内房屋,因为宋太夫人不肯让爱女骤离膝下,乃改在西摩路家公馆内辟新房。因为宋美龄是基督教徒,因此在上海举行宗教仪式的婚礼,原请江长川牧师证婚,有违基督教义,为江长川所拒绝,乃改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证婚。

又请蔡元培先生作证婚人,何香凝、谭延阎、王正廷也参加证婚。男方主婚人为蒋的同父异母哥哥蒋锡候;女方主婚人为宋子文(这里却费一场周折,原来宋子文是坚决反对的,几乎导致兄妹决裂,宋太夫人劝说无效,宋蔼龄乃商请谭延闯出面调停,再四劝解宋子文,出面为之婚)。先在上海四藏路慕尔堂举行宗教婚礼,再到戈登路大华舞厅,补行新式婚礼。当时上海《时报》的采访主任金雄白,对蒋宋婚礼有如下追忆:“蒋宋结婚的日子,我是记不起了。礼堂在戈登路的大华饭店,那是上海最豪华的一家西式大饭店。当时米价还是每担3元的时候,大华饭店一碟牛排,就取价4元了。

“因为蒋夫人是虔信的基督教徒,因此先在西藏路慕尔堂由牧师余日章,为他们先主持了宗教式的婚礼,观礼者限于近亲寥寥数人,也被拒绝参加,宗教婚礼完成后,才同车至大华饭店,再补行另一次的公开仪式。

“那天冠盖云集,这次婚礼的另一特点,却有五位之多,记得有谭延阎、蔡元培、何香凝等人。记得那天,蒋氏穿得是一套长礼服,蒋夫人则为白缎旗袍,他们沿袭西方的礼俗,那时还不很多见的。”在蒋、宋联姻之前,经过几度磋商,最后达成协议,宋美龄与原来的情人刘纪文断绝关系;蒋介石与元配夫人毛福梅离婚。

上述的有关资料,有些是传闻,但基本脉络大致就是这样。但是,读者必须考虑到这样的情况:章微寒辑录的报刊文章都是蒋家王朝统治大陆时期刊行于世的,出于“为尊者讳”的原因,许多细节都被漏掉,许多“有损领袖形象”的情节都被虚饰过了。因此,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事经过,远非前述引文中描写的那样简单,这件事的背后,是有着权势与金钱、政治和军事的交易的。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攀结宋家之心不但未死,欲望反而更其强烈,其欲望强烈的程度竟至情迷智昏。由此可知,蒋介石之疯狂追求宋美龄,并不是他很爱宋三小姐,而是急切地想通过与宋家结亲而达到其政治目的。对这一点,宋庆龄是看得最明白的,她曾明确指出:“你这是政治,不是婚姻!”

蒋介石在长达5年的求婚历程中,奇迹般地从一个普通的军事将领升为统领千军万马的北伐军总司令。在国民党内,他也已成为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成为“总理的继承人”,名扬世界。当时,英美的一些报刊称蒋介石为一位“最年轻的革命领袖”,美国《时代》周刊也曾以蒋介石为封面人物。风云际会,蒋介石在此伐战争中捞足了政治资本,发展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一时权倾天下,成为万众瞩目的风云人物,全世界许多国家从此开始建立“蒋介石档案”。

在这5年当中,蒋介石一直未曾忘记求婚的事。他在北伐之前,就曾由宋蔼龄搭桥牵线与宋美龄见过面;此伐军攻到武昌后,又曾电请宋蔼龄到九江船上秘商。蒋介石深知,自己要想攀上权力的顶峰,非有宋家的财与势的支持不可。所幸宋蔼龄这个工于心计的女人也看出了蒋介石的“腾达之象”,她坚定地认为,未来中国的领袖非蒋介石莫属,如果能与蒋介石结为姻亲,就意味着宋氏家族在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自古“英雄爱美人,美人配英雄”,这种千载难逢的良机,宋家绝不可轻易错过。

1927年5月,在宋蔼龄的积极撮合下,蒋介石邀宋美龄到镇江焦山游。有关细节,叙熙介绍说:蒋介石亲笔写了一封信,派我到上海去面交孔夫人。上次我在宋宅,还不知道那位宋子文的姐姐,就是孔祥熙的夫人,这次到了孔宅见孔夫人,一位大姑娘叫我上楼去见。见面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孔夫人就是宋蔼龄。于是我交上蒋介石的亲笔信,看了之后,高兴地对我说:“知道了!总司令约三妹在十五日到焦山去玩,好吧!你就住在我这里,等到十五号走罢!

他问我:“你是来接蒋总司令的朋友去镇江的吗?”我说:“是的。”他说:“不用买票了,我已经预备好了一辆蒋总司令上次坐过的花车,挂在明天上午八点钟开南京的特别快车的车头后面。”并笑容可掬地问:“你看好不好?”“当然好啦!”

我高兴地答道。随后就回来告知孔夫人,坐在她一旁同时听到我说话的三小姐--宋美龄,也嫣然一笑。孔夫人接着说:“你辛苦了,这里有一张戏票,你今晚去看戏,明天早晨七点半钟上车!”我怀着满意的心情,下楼门门房老头:“孔夫人叫人我今晚去看戏,我不知道去哪里看?”老头把戏票拿过来一看;说:“这是天赡舞台的票子;天赡舞台在四马路转角,今天的京戏可好呵,是梅兰芳的

一觉醒来,吃过早点,等候夫人下楼。七点半,孔夫人。三小姐和另外一位中年妈妈,上了汽车。7点50分到达车站,一进站就望见那辆花车,站长来打招呼,我们一行登上花车。孔夫人宋蔼龄一个人回去了。一声汽笛,我们离开了上海北火车站。

下午三时许,火车驶入镇江东站,车站上有警察警戒,蒋介石已等候在车站上,换一套华贵笔挺的西装,戴一顶高级草帽,精神奕奕,背后有一排卫士和公安局长俞子厚。车站站长站在月台上,指挥火车停下。正好花车停在蒋介石的面前,他即走上花车,同宋美龄见面。握手既毕,他即忙把宋的手提包抢在自己手里,改乘一辆新式轿车开到江边,直驶焦山。焦山位于长江之中,来往必须乘船。山上有个大庙,游人也不很多,环境非常幽静。

这次历时10天的旅游,是蒋介石与宋美龄婚姻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次旅游之后,过了两个多月,蒋介石即宣布下野。他带着卫队回到溪口,一方面遥控政局,一方面抓紧办理与毛福梅、陈洁如彻底脱离关系的手续,并在奉化地方政府备案,以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独身未婚”之人。

同年8月,当这些“前期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之中时,蒋介石继续向宋美龄发动“进攻”,写了一封“情挚意切”的情书: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姐处示意,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万念灰绝,囊日百对战疆,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如女士才华荣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谓如何耳?

宋美龄当初肯于与这个“武人”同游焦山,芳心所属已然昭示于人,接到蒋介石的信后,她当即向朋友们放出口风,说是要同蒋介石结婚。

但是,蒋、宋的婚姻到这时为止至少还有两大障碍,宋母倪桂珍一直未曾答允这门亲事。她认为军人的社会地位低下,而且蒋介石又曾娶妻纳妾,与自家的千金小姐极不般配。此外,蒋介石一介武夫,这信仰的差异也是宋母不允这门亲事的重要原因。其二,宋美龄当时虽未结婚,但名义上已是“名花有主”--她在美国学习时,已经同一位名叫刘纪文的中国留学生订了婚,宋美龄对刘纪文的爱是发自内心的,要她一下舍弃刘纪文,理智上固然不难办到、而感情上的熬煎与自责却让她受不了。

然而,宋美龄毕竟是宋氏家族的三小姐,她的血管中流淌着的是乃父宋嘉树坚韧、不甘落寞的热血。她不想过平庸的生活,她渴望至高无上的权势,渴望“第一夫人、母仪天下”的荣辉,渴望金堂玉马烈烈轰轰的人生。而这一切从刘纪文那里是根本不可能得到的,只有蒋介石才会给她。

在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与感情折磨之后,宋美龄决心斩断既往的情丝。同蒋介石结为终身之好。但在正式答允婚事之前,她郑重地向蒋介石提出:第一,她的丈夫必须一辈子忠于她,并且只属于她一个人。第二,她与刘纪文曾经真心相爱,她不愿过分伤害刘纪文的感情。因此,蒋介石必须提供一百万元美金,以使刘纪文在美国安身立业。这两个条件,蒋介石都是一口应承。在他看来,只要宋美龄答应嫁给自己,那么所有的“附加条件”都将不成其为障碍了。

至于宋母的态度,蒋介石也有充分的信心能使老人家回心转意。虽然宋美龄曾不无忧虑地告诉他:“自从二姐私奔日本,嫁给了结过婚的男人之后,家母对有过婚史的男人就十分厌憎,而且尤其看不上军人。如今,你是两条都占了,家母那里还有一关呐。”蒋介石晒然一笑,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他想,这千难万险的“美龄关”都闯过来了,还有什么关能挡住我呢!

辛慕轩著《传奇与真相》一书中曾有这样一段话:“众所周知,蒋夫人是宋家三姐妹中的幼妹,这三姐妹不但各有非凡的特色,而且分别嫁给中国现代史上三位影响深远的人物。宋庆龄嫁给肇建民国、领袖群伦的孙中山先生,宋蔼龄嫁给代表江浙财团的财阀巨子孔祥熙,宋美龄则在蒋公率师北伐、首次下野的时期,成为这位军政要人的妻子。”

这被称为“世界上最杰出的三位女性”的父亲,便是出身贫寒、遭际坎坷神奇,靠印刷生意和做买办而发了财的宋嘉树。

宋家祖籍广东省文昌县(即今海南省文昌县),宋嘉树字耀如,1866年出生于一个清贫窘迫的小商贩家庭。海南孤悬一岛,岛上居民素有出洋谋生的传统。宋嘉树9岁那年,父母为生活所迫,将他送给当时在美国波士顿开茶店的舅父收养。这样,9岁的宋嘉树开始了他的小店学徒生涯。学徒期满后,宋嘉树因不满于舅父家的生活环境,跑到一艘名为“斯凯勒

考尔法克斯”号的轮船上,当闻迅追赶而至的舅父发现他时,他已经上了船,并且这艘船已然启航了。

琼斯是位善良的基督徒,他收留了宋嘉树,并让他在船上做伙计,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经过几次航行,宋嘉树的机敏和勤快赢得了琼斯船长的喜爱,当轮船停泊在威尔明顿港口时,琼期便把宋嘉树带到一座教堂里接受了洗礼,并改名为“查理

宋查理勤奋、温和,很快就成为一个颇受当地人欢迎的“外国人”,同时他也引起了北卡罗来纳州达姆市一位名叫朱利安

卡尔的将军的注意。卡尔认为宋查理是个可造之才,于是将他送到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学习。一年以后,宋查理又转入田纳西州的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学习。1886年,20岁的宋查理被派回中国,在上海的一所教堂里任牧师。在这里,他备受一些美国教友的歧视和冷落,他被讥笑为“一个失去了国籍的中国佬”。

这种歧视反而帮助了宋查理--因为传教布道时屡屡被排挤,未查理索性去搞些经营活动,他先是为教会印刷圣经,并由此发了财,创办了华美印书馆。做印刷生意的同时,他又兼做进口机械产品的代理商。成为上海滩上人市较早的买办商人。

1887年,也就是蒋介石坠地的那一年,宋查理与倪桂珍举行了婚礼,随着他的生意日渐昌隆,宋家的下一代也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了人间。宋查理在埋头发财的同时,精心培育自己的6个子女--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特别是美国文化的教育。1918年5月,当宋查理撒手人寰的时候,。孔祥熙也是一位基督徒,他曾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大学留学,并获得耶鲁大学硕士学位。孔家原为山西的名门望族,是孔子的直系后裔。孔祥熙的父亲曾在北京从事经营活动,积累了财富之后,又回到老家太谷开设银行,由于经营有方,孔家的财富迅速扩大,放贷业务远及华北。广东,甚至到了日本,成为当时中国最显赫也最富有的家庭,并成为财团领袖。

宋蔼龄与孔祥熙结识后,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位讲求实际的有为青年。宋蔼龄从父亲宋嘉树的成功经历中悟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金钱是不行的。她明白,正是金钱的作用,才使自己的父亲成为上海滩商界和政界的名流。出于对金钱与权势的渴慕,也出于对孔祥熙的好感,宋蔼龄与孔祥熙结识不久便订了婚。他们当时都不会料到,孔宋两家的亲事会直接造就“四大家族”中重要的两支,会对中国的政局、社会的动荡与安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宋庆龄在姐姐蔼龄与孔祥熙结婚后,主动提出由自己接替姐姐的位置,做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孙中山与宋嘉树是朋友也是同志,宋嘉树曾以自己的财产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两人结识于1894年,因为同是广东省籍的老乡,同是基督教徒,又都在国外受过教育,所以很快就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孙中山在上海时,经常是住在宋家的,所以宋氏三姐妹很尊重很喜欢这位温文尔雅的叔叔并积极参与孙中山的革命工作。对于孙中山来说,宋庆龄不仅仅是一位女秘书,而是一位最可信任的同志和助手。因为宋庆龄同她的姐姐和妹妹一样,也曾接受过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教育,而且。从民族性和民族感情的角度上讲,宋庆龄是宋氏三姐妹中最突出的一个。

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宋嘉树给正在美国求学的女儿们寄去了一面象征民族联合的五色旗,并告诉他们国内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让她们也分享民族胜利的喜悦。接到这面旗子后,宋庆龄的激烈反应使同学们大感吃惊。当时,她兴奋得满脸通红,伸手扯下悬挂在女生宿舍墙上的旧国旗,大声喊着“打倒满清政府!高举共和旗帜!”

宋庆龄自幼受到父母激进思想的影响,对祖国和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她的这种激烈的举动,并不是一时兴奋所由,而是一种深厚浓郁的情感的喷发。对于辛亥革命成功的伟大意义,宋庆龄很早就有所认识。1912年4月,辛亥革命成功尚不足半年的时候,她就在美国《威斯里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署名文章。她说:“在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家看来,中国革命是滑铁卢以后最伟大的事件,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场革命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它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君主专制政体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个专制制度已经存在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统治下,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是被剥夺的。它还标志着一个皇朝的覆灭,这个皇朝的残酷压榨和自私自利,使这个一度繁荣昌盛的国家,沦为一个贫穷不堪的国家。满清政府被推翻,意味着具有最野蛮的制度而又道德沦丧的这个皇朝的毁灭和废除。

五个月以前,我们连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一个共和国。对一些人来说,即使许诺尽早成立一个立宪政府,他们也是抱着怀疑态度的。但是,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无论是一个政治家或是一个劳动者,在他的内心深处,都有着反清精神。

一切苦难,如饥荒、水灾和各方面的倒行逆施,其根源都是由于清朝暴政及其贪官污吏。压迫是这场惊人革命的起因,它看来是一场灾难,实际是造福于人的一大幸事

这场革命,在中国建立了自由和平等,为了每个人的这两个不可分割的权利,许多人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博爱仍然有待争龋

一个拥有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定居在地球上最大版图的民族,他们的文明如此光辉灿烂,不可能不对提高人类美德产生影响。”

一位具有如此先进和成熟思想的青年知识女性,对于孙中山先生来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理想的助手。

有一天,宋庆龄突然对她的父母说:“我要和孙中山结婚”。父母大吃一惊,以为这个一向温顺贤静的二小姐在说疯话。因为孙中山的年龄与宋嘉树相仿,早已有妻室并有了三个孩子的,年龄的差异姑且勿论,从孙中山的角度来看,他根本没有理由停妻另娶,这既不合乎中国的传统礼教,也更有悖于基督的信条。然而,父母的激烈反对已经丝毫不能动摇宋庆龄的决心了。她深信,自己与孙中山之间的感情是真挚的、是没有任何杂念的两情相悦。她需要孙中山,孙中山也需要她。

宋嘉树无法说服女儿,只好采取了“管制”措施,把宋庆龄软禁在卧室里,防止她私自前往日本与孙中山会面--当时孙中山正流亡日本。

但宋庆龄在幽禁中仍然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表示将要赶去与他成婚。她把信交给一个女佣人,偷偷寄了出去。孙中山接信后,表示自己现在正需要她前去。

宋庆龄立即悄悄打点行装,乘着夜色正浓,从窗户爬出连夜赶往横滨。抵达横滨的第二天,宋庆龄便与孙中山举行了婚礼。

宋庆龄的私奔,大大激怒了宋嘉树,他指责孙中山背叛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发誓要同他的党断绝一切来往,并宣布与宋庆龄断绝父女关系。

从此以后,宋庆龄和家庭的关系虽然与从前大不一样了,但她还是经常去看望父母。宋嘉树激愤之下说了那些绝情话,实际上并未真的实施,他与孙中山仍是政治上的同志,只不过因为突然成为老朋友和同辈人的岳父,感情上觉得别扭而已。

宋庆龄同孙中山结为夫妇后,生活一直动荡不定。她追随在孙中山左右,照料孙中山的生活,辅佐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成为孙中山生活上的忠诚伴侣和政治上的得力助手。

但宋庆龄并没有因为人们对她的逢迎而改变其政治主张。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她曾多次公开指责蒋的行为是背叛了孙中山。当她移居苏联和德国两年之后,曾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遗体安葬仪式。但是,她在德国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宣布她本人与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她在声明中指出:“必须十分明确,我参加葬礼决不是,也决不能被解释为我要缓和或改变我的决定:在国民党的政策完全符合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则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党的任何工作。因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策和活动是反革命的。

在失去孙中山以后,宋庆龄始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成为一名坚强的民主斗士和妇女领袖,并因此受到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作为宋氏三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宋美龄的性格与她的两个姐姐完全不同。如果说宋蔼龄“醉心权势、宋庆龄雍容大度、意志坚强的话,宋美龄则是温文尔雅,机智精明了。

宋家是个艺术气氛很浓的现代家庭,一方面深受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影响,一方面又保持着中国传统书香门第的遗风。宋老夫人倪桂珍的先祖徐光启是明代宰相,也是著名的大科学家、大学者。徐家在上海根基深厚,上海有名的“徐家汇”,当年即是“徐家中心”的意思。倪佳珍毕业于女子高等学堂,会弹钢琴、懂乐理,宋美龄自幼受到家庭中浓郁的艺术氛围熏陶,聪明可爱,5岁时就吵嚷着要跟大姐去学校读书。父母拗不过她,遂同意让她到麦克泰尔女校作为寄宿生试读一下。5岁的美龄离开父母,因为年龄太小,又是头一次离开父母,美龄躺在宿舍的床上睡不着觉,窗外树影晃晃,宿舍里一片漆黑,把美龄吓得高声喊叫,弄得别的学生也无法入睡。这一时期,美龄非常容易冲动,每次情绪过分激动或受到恐吓时,她的全身就会出现蜂窝状的红点。所以,家里人上至父母、下至兄弟姐妹使女佣人,都不敢惹她生气。

1907年夏天,宋美龄跟随二姐庆龄搭乘“满洲里”号邮轮到美国威斯里扬女子学院读书。最初几年,因为她年龄小,故尔以“旁听生”的身份学习。15岁时转为该校正式学生,开始了大学生活。经过4年的正规学习,宋美龄以优等的成绩毕业于威斯里扬女子学院。从她们岁时到美国,到大学毕业时,已经由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成长为一个风姿绰约的大姑娘了。她在美国读书期间,受到了全体教师和同学们的喜爱。据威斯里扬女子学院的一份关于宋美龄的备忘录记载:“大家都喜欢她,把她看作我们的当然成员,完全忘记了她是一个外国人。当然,她受到人们那么多的称赞,不是因为她像两位姐姐一样漂亮,而是因为她热情、真诚,有一种内在的力量。

她显然喜欢交际,而且相当出风头,但她总保持那么一点距离观望着我们,时而怀疑挑剔,时而乐意赞同,觉得自己多少有点外国人的味道。

在美求学期间,正是宋美龄性格成型的关键时期。随着她年龄的增长和性格的成熟,她已经从生活方式到思维习惯“全盘西化”了,正如宋美龄自己所说:“只有我的脸像个东方人。”

宋美龄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时,已是19岁了。虽然她在美国已同刘纪文订了婚,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分散她的精力,她下决心首先掌握流利的汉语和中文书写能力,并向一位私塾先生学习古文。

1918年5月3日,宋嘉树病逝。宋美龄和她的两个姐姐都陪伴在母亲身边,直到丧事办完,两个姐姐分别回到自己的丈夫身边,只留下美龄与母亲朝夕相守。对于父亲的去世,美龄这个唯一“没出阁”的女儿感到格外的悲伤。居丧期间,她曾拒绝了上海好几所学校请她前去任教的邀请。为了排遣悲伤情怀,她把精力投入到学习上,闲暇时则去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活动。渐渐地,她从悲哀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开始涉足上海的社会交际圈,并以她的美貌、学识和教养,很快成为上流社会社交圈内众多男士们追求的目标,在各种各样的聚会中,宋美龄结识了不少风流惆位或老成持重的世家子弟、巨商富贾之流,这些人频频向她发动攻势,但宋美龄不为所动,总是坦率地表示自己不准备结婚。

实际上,宋美龄只是不愿轻易许身于一个只有钱财却无作为的阔佬而已。诚然,她与刘纪文的爱情是真挚的,但在她内心深处,她的理想的伴侣却似乎还不是刘纪文。隐隐地,她觉得自己的婚姻大事应当与中国的命运有某种天然的联系。这种“第六感觉”终于在蒋介石指挥北伐军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的时候被她抓住和应验了。

9月16日,蒋来联姻的主要策划者宋蔼龄召开记者招待会,把蒋介石与宋美龄弄到一起,在新闻界亮相,并正式宣布:“蒋总司令即将与我的三妹结婚。”

至此“蒋宋联姻”的惟一障碍就是宋氏姐妹的母亲倪桂珍了。这位被人称为宋家“余太君”的老夫人不但始终反对这门婚事,而且极力回避同蒋介石当面谈论这个问题,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拒绝与蒋介石见面。为了躲开蒋介石的死缠烂磨,宋母决定携小女美龄远走日本,避开蒋介石。

但是,蒋介石对宋美龄是志在必得,现在大事已定,又岂肯功败垂成?于是,他决定亲赴日本,当面向宋母求允婚事。

“此种婚姻,并非政治结婚。诸人皆从事于政治生涯,乃属偶然巧合,并非同派。且家姓尚未允许,宋女士之母病在神户。余拟即前往问候,以外并无其他任务。是否成行,尚待神户消息,视家夫人病体何如。”

当时,中日关系已经相当紧张。1927年5月北伐军进入山东,日本借口保护侨民,悍然出兵。后来,蒋军因在苏北兵败被迫后撤,蒋日军队的正面冲突才得到暂时避免。接着在6月底至7月初,田中内阁又召开东方会议,确定了侵华的所谓“积极政策”。蒋介石感到,统一中国,有必要取得日本的支持和谅解。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赴日访问,争取日本的声援。蒋介石本人曾私下对张群说过:“这次访问,最重要的是和田中会谈。”

1927年9月28日,蒋介石和张群一起东渡日本,他又放出烟雾,说:“余此次来日,乃欲观察及研究13年以来进步足以惊人之日本,以定未来之计划

并愿藉此与日本名流晋接”。在国内时说是“赴日求婚”,到了日本又说是来“观察及研究,可知他赴日是别有居心。

由于蒋介石这次访问是打着“考察”的幌子进行的,为掩世人耳目,蒋介石没有直奔东京,而是先到长崎,并在长崎至东京之间,一路走一路游山玩水,直到10月23日才到达东京。

蒋介石到达东京后,发表了《告日本国民书》,借孙中山之名,鼓吹中日亲善,希望日本抛弃张作霖等军阀转而支持他自己。并表示:“吾人今后努力亲善之工作,首当扫除国民间从前之误会与恶感,以及其亲善障碍之军阀

本着这个意图,蒋介石与田中首相举行了会谈。据台湾保存的谈话记录记载,会谈情况如下:蒋:中日两国将来之关系,可为决定东亚前途之祸福,阁下以为如何?

蒋:余之意有三:第一,中日必须精诚合作以真正平等为基点,方能共存共荣;此则背视日本以后对华政策之改善,不可再以腐败军阀为对象。换言之,不可在中国制造奴隶,应择有志爱国者为朋友--必如此,中日乃能真正携手合作。第二,中国国民革命以后必将继续北伐,完成其革命统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第三,日本对中国之政策,必须放弃武力,而以经济为合作之张本。

蒋:中国革命志在统一全国。太平天国之覆辙,其可再蹈乎?故非从速完成北伐不可,且中国如不能统一,则东亚不能安定。此因为中国人之大患,而亦非日本之福利也。

蒋介石说中国如不能统一对日本也不是好事,而实际上田中内阁所怕的正是中国的统一。他要求日本内阁支持他北伐,无异于与虎谋皮。由于双方意见相去甚远,这次会谈没能达成任何协议。

蒋介石对日本内阁的态度曾评价说:“综合今日与田中谈话之结果,可断言其毫无诚意,中日亦决无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许我革命成功,而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止中国之统一,更灼然可见矣。”

蒋介石爱美人,更爱江山。他此次赴日,若说是为了向宋母求请,也不过是目的之一。他虽然是下野之身,而时时刻刻念兹在兹的却仍然是“军国大事”。他是暴君,却不能说是“昏君”,他知道江山杜稷的重要性远胜于“儿女情事。”

蒋介石以“赴日求亲”为由,到日本与田中首相进行会谈,意在掩人耳目--他毕竟是下野之身,东渡日本商议国事是毕竟名不正言不顺。何况那个“幌子”是景自天成,“求亲”也未尝不是重要目的,如此一石二鸟,蒋介石何乐而不为?

到达长崎后,蒋介石即去探望未母倪氏,可是宋老太太执拗得很,她得知蒋介石抵达日本的消息后,立即“转移?到了镰仓,与蒋介石玩起了“游击”把戏,避免“正面交战”。

蒋介石穷追不舍,立即奔到镰仓。他打听得宋老太太的住址,当即提了礼品前往拜访。宋老夫人见蒋介石这么快就追了上来,恼怒无奈之余,心里也隐然有了一些感动--这个蒋介石倒也痴情得很啊!她望着满脸堆笑的蒋介石,无可奈何地叹道:“唉!你也算得上是个消息灵通人士了,怎么这样快就跟来了!”

蒋介石何等精明,一听这种口气不像是拒人千里的意思,慌忙上前恭恭敬敬地深鞠一躬:“晚辈多有打扰,请您原谅!”

宋母见他执礼甚恭,心中火气消了一点,为“速战速决”她索性开门见山,直人主题:“你要娶我家三小姐,你不是已经有3个老婆了吗?”

“是曾经有,而不是现在有,”蒋介石温和地微笑着纠正宋母的话,“第一个妻子是我14岁时由父母包办的,我俩根本就没有感情;后来我长期在外面奔走革命,曾经纳过一个妾,叫姚怡诚;这两个人与我脱离关系后,我又曾与陈洁如小姐共同生活,但我们并没有办理正式结婚的手续,现在我已经送她到美国去读书了,她并且答应永远在美国定居,我同她们都已经断绝了关系。”

“那完全是造谣!”蒋介石急切地辩白,“我投身革命多年,自然有不少政敌,他们看到我追随孙中山先生,取得了一些胜利,没法子打败我,就用这种恶毒的人身攻击中伤我!”

“老夫人,战争不一定都是罪恶”,蒋介石一边察颜观色,一边小心应付,“比如大卫击毙歌利亚的战争,耶和华焚毁了两座城池,都是罪恶之城

蒋介石挺直了身子,正色答道:“我可以试一试,我先得认真研读一下《圣经》,弄清楚基督教的教义内容,如果我未经研读就冒冒失失地答应了老夫人,恐怕老夫人也不会相信我的。”

宋老夫人闻言,目光里闪现出一丝欣悦,她觉得这个年已四十的“青年人”心地十分坦诚,没在自己面前说假话。她点点头,转身从手提箱里取出一本《圣经》,递到蒋介石面前。蒋介石慌忙双手接过,面色庄重而虔诚地望着宋母。

宋老夫人缓缓地说道:“年轻人,基督教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宗教。我相信你会喜欢它的!”她看了看毕恭毕敬地站在自己面前的蒋介石,又说:“这部《圣经》是美龄父亲的遗物,他临终时曾经嘱咐我,将这部《圣经》送给未来的三女婿。”

喜从天降!一直心中惴惴的蒋介石如闻天外纶音!他强自压抑着火头的狂喜,把那部《圣经》小心翼翼地捧在怀里,用着激动得发颤的声音说:“谢谢您!晚辈一定谨遵教诲,认真研读《圣经》,不负老夫人殷殷厚望!”

蒋介石的这一番表白,固然使宋老夫人的极感满意。但是,这也就同时为蒋介石自己“拴了一个套儿”。作为与宋美龄结婚的条件之一,蒋介石必须加人基督教,这是他当着宋老夫人的面答应了的,蒋介石在与宋美龄结婚之后的近3年时间里,一直未曾实现他的诺言。1930年,蒋介石做好了荣任“中华民国总统”的一切前期准备工作,然后踌躇满志地偕夫人宋美龄到上海、奉化旅游。他们在溪口省亲祭祖,悠哉游哉,伊然就是天下归一的中华民国总统及其夫人在“巡幸”了。

蒋介石想当中华民国总统的企图,得到了美国和江浙财团的支持,他们看中了蒋介石,深知要想长期统治中国并操纵中国的政局,就必须扶植一个独裁头子作为代理人。

就在这次与宋美龄旅游到上海时,蒋介石在美国牧师江长门的主持下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仪,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关于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之后所以拖了三年才接受洗礼的内幕,江长川曾回忆说:“民国十七年之某日,我接到蒋夫人的一封急电,要我立即来南京。我于次日清晨到达。获知蒋夫人要我以其家庭老友的资格,劝请蒋先生接受基督教,则为担任洗礼。由于蒋先生公事甚忙,故迟至下午四时始能晤谈。甚至彼时仍恐为诸事打断谈话,于是蒋夫人提议驱车出游,且行且谈。随即备了三辆汽车,前后两辆为卫队所乘,居中一辆则由我们三人乘坐。

当我上车时,蒋先生坚邀我坐在中间,蒋夫人在我左方,蒋先生则在右方。车行中,蒋夫人力劝蒋先生接受基督教,并正式受洗礼。她说:

我现在只读完新约第二遍,正开始读旧约,我要对基督教多知道一点,然后正式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

我们继续谈了一些时,我后来赞同蒋先生的意见,建议他在我出国的时候再熟读圣经,我极愿意能在回国时为他举行洗礼。

我在美国时,中国某一军阀与中央政府问发生内战。某日,在战争进行中,蒋先生被敌军诱因于开封附近,四面几被包围。处此失望之境,蒋先生祈祷上帝解救,并声言此次得救后,定即正式信仰基督为救主。上帝对此祈祷即予接纳,为此季所罕见,因使敌军无法进迫。同时,他的援军已从南京由火车运到,结果不仅蒋先生的生命得以保全,且转败为胜。

关于开封被困、天降大雪使蒋脱困的事是确有的,但谁都明白这只是偶然碰巧的事。至于蒋介石在被困时许下宏愿月,那也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事实是,蒋介石耍了个花招,把婚前必须履行的“洗礼”仪式硬是拖到了结婚三年以后,虽然宋美龄一直穷逼不舍,但蒋介石一直扭扭捏捏不情愿。其中隐情,蒋介石本人未曾流露过,后世史家也未曾考据出原因。据笔者推断,多半因为蒋介石潜意识中的“宗教隔膜”所致--他是非常迷信的,信风水、信星相学(关于他的迷信,将另立一节举证),尤其是他的母亲和发妻都笃信佛学,而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很深的蒋介石,是很明白“异教徒”是一种什么声名的。对于人他内心深处笃信不疑的风水、星相等来说,对于他的生母及发妻所信奉的佛学来说,他一旦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岂不成了一个“异教徒”?将以何颜面拜谒蒋氏祠堂里的列祖列宗?更为重要的是,他与宋美龄结婚时,以及结婚后的头几年中,他的权力宝座并没有真正坐稳,各路诸侯也还没有收服,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也并不十分牢固,在这种情形之下,一旦被指为“异教徒”或多或少会影响他的政治生涯的畅顺,政敌们也许会问他:你蒋中正口口声声自称是孙中山的学生,怎么忽然变成

了“上帝”的子民?你口口声声实行三民主义救中国,怎么忽然自己信奉起基督来了?为了自家“政治形象”的“完美”,所以他一拖再拖,迟迟不肯履行婚前对宋老夫人的承诺。到了1930年,经一番大战,蒋介石收服或打败了桂系军阀和冯玉祥、阎锡山等大大小小的地方实力派,政权、军权都得到了巩固,来自国内的对他的“政治形象”的攻汗已不足为虑,他倒是应当注意自己在国际上的“政治形象”了。他想当总统,就必须在国内取得江浙财团的支持,在国际上取得美国大老板的支持。而江浙财团的领袖如孔祥熙、宋子文者流,既是他的亲戚,又都是基督徒;美国人对基督教的尊崇与信任更是举世皆知的,为了取悦于美国大老板、取悦于江浙财团和孔、宋两家,老谋深算的蒋介石才挑了个想当总统又还没当上的“最佳时机”正式接受了洗礼,并且从此日日祈祷礼拜,不问国事多么繁忙,这一“课”是绝不间断的。

因此,蒋介石所谓“受困开封,向上帝许愿”的情节多半是他编出来哄人的,目的是给自己突然同意洗礼找一个垫步的台阶,他的实际用心是:尽量与美国大老板贴近、尽量与江浙财团贴近,以保证自己的总统梦顺利实现。

同意宋老夫人条件,决心“研究《圣经矿成为基督徒,在当时是为了娶宋美龄;时过境迁,“江山美人”一齐到手了,那个承诺也就不值一提了。若不是为了当上大总统,恐怕蒋介石即使最终被逼无奈而接受洗礼池至少得再推迟几年。

1927年11月26日,上海各大报均刊登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的启事,说:“中正奔走革命,频年戎马驱驰,未退家室之私

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分两次举行,第一次是在下午,在上海西姆路宋家的宅础内举行了基督教式的婚礼。这个婚礼原是请南方卫理公会的牧师江长川主持的,但江长川牧师非常认真,他亲自做了一番调查后,认为蒋介石不是自由再婚,不符合“圣节”,因此拒绝了宋家的请求,不同意主持蒋、宋的婚礼。宋家笃信基督,婚礼没有牧师主持是不行的,他们只好请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助会总干事余日章临时充当主持人。余日章虽然不是被正式委任的牧事,但他肯定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同下午在宋宅举行的婚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华饭店张灯结彩,热闹异常。大舞厅正墙上是一片绿白相间的叶子,两旁是鲜花组成的巨大影壁,上面用红色花朵组成“长寿”和“幸福”字样。演歌台的中央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肖像,两旁分挂党旗和国旗--青天白日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婚礼由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主持。本来,蒋介石和宋美龄想请何香凝当证婚人,企图利用廖夫人的威望和声名来显示自己的不凡。但何香凝因为早就不满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因此不但不同意当证婚人,甚至连婚礼都不肯出席,只得另请一位女士证婚。

此外,宋家的一位重要成员也没有出席蒋、宋的婚礼大典,这就是一直坚决反对蒋宋联姻,当时已远赴苏联的宋庆龄女士。

在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乐声中,蒋介石与宋美龄携手步人大厅。在拍摄了大量照片之后,这一对新婚夫妇退席了,他们将按计划到杭州和莫干山去度蜜月。

具有深远意义的“蒋宋联姻”的“大戏”,就此落下了帷幕。新婚后的蒋介石和宋美龄,一起到杭州的莫干山度蜜月,但就在他们抵杭的第一天,蒋介石收到了一份密电,这位貌似“超凡脱俗、爱情至上”的新郎并没有堕人情网之中,他十分关注着时局的发展和政局的动向,他当收到密电后,就再也顾不上什么儿女私情了。

蒋介石抛开还在回味新婚燕尔飘然欲仙的感觉的妻子宋美龄,即刻与张静江等密谋对策,决定立即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争夺军政大权。

会议开了一整天。晚上八点多钟,蒋介石才匆匆回到杭州的下榻之处。他一进卧室就对宋美龄说:“美龄,我们要立即返回上海。

12月3日,蒋介石宋美龄回到了上海。当天,他就在自己的住所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 11

22”事件受到打击的西山会议派,再也不能以反共“先觉”自居。预备会议变成了桂系与江派的一场斗争,桂系借第四军在广州发动事变一事攻击汪精卫,甚至说汪本人就是“**分子”。蒋介石见汪精卫众望所失势单力薄就假惺,惺地袒护汪精卫,以达到他坐山观虎斗的目的。可是宋美龄对蒋介石的伎俩,她问到:“大令,你为什么要替任精卫说话呀?他曾逼你下台,此人不除必有后患。”

果然不出蒋介石之所料,汪精卫为一了摆脱自己孤立地位,于12月10日在会上提出:“惟有请预备会议即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军务问题的当务之急。”桂系看到汪精卫极力主张请蒋介石复职,一时都慌了手脚,李宗仁、李济深等立即商讨对策。

当天晚上,蒋介石兴致勃勃地走进卧室对宋美龄说:“夫人,我说汪精卫对我是有用的,是会为我出力讲话的,蒋介石拿出一张会议公报:“你看,他果然请我当总司令了。”

侍卫官进来报告说:“李宗仁将军来访!”蒋介石眼睛一亮,对宋美龄使了个眼色,并轻声地说:“又来了一个请我复职的人。”蒋介石对侍卫挥挥手说:“快请李将军进来。”

李宗仁穿笔挺军装,外披一件黄呢军大衣,来到蒋介石的居室。宋美龄以女主人的身份连忙打招呼说:“李将军真是稀客啊,夫人没一起来呀?”说罢赶紧倒茶摆点心,招呼说李将军用茶点,又主动上前替他将外衣挂在衣架上,室内气氛顿时轻松多了。

“蒋兄,谈何见教二字。不过我看眼下之局面,非你出山不可了,我看大家都有这个意思,今天我就是为此事来和你商量”。

“我看,还是你来主持吧!”蒋介石表面假装谦让,我是当仁不让的,这个宝座是非我莫属的,边想边揣摸这位桂系首领的真正用心。

“介石兄,到现在这紧急关头,你就不必谦让了。汪精卫这个人很不可靠,他是个口是心非,心怀叵测的人,看来只有你,才是执掌党国大事之人。”

蒋介石一听心想,于是哈哈大笑说:“德公过奖了!南京特委会干得不错嘛,还想带夫人去度蜜月呢!”

接着又对蒋介石说:“介石兄,你是党国的顶梁柱,现在国家正处在多事之秋,须要你主持大计,难道你会舍此而去度蜜月吗?”

还没等宋美龄回答,蒋介石很快披上外衣,说道:“我们新婚的第一天就不得安宁,看来这也是我的命运所定,我这辈子是注定不能享受新婚蜜月的美妙佳境了。”

宋美龄没有回答李宗仁的话,只是微微一笑,看了一眼蒋介石,似乎在责备丈夫,又似乎在回答李宗仁的问话。她帮助蒋介石穿好外衣,虽然始终没说话,但给人一种感觉,她是同意了蒋介石“出山的”。她何尝不希望她的丈夫一步登天,成为一个一呼百应的人上之人呢?所谓“夫贵妻荣”嘛!她恨不得一夜之间就成为中国的“第一夫人”。

和蒋介石谈话后,李宗仁向新闻界发表声明,说汪精卫拥蒋又反蒋是个反复无常之人,只有他一贯拥护蒋介石。这时,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顶着张作霖的压力,也电请蒋介石尽快出山复职。

蒋介石经过精心策划,巧妙地利用了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扫清了自己出山上台的一切障碍。在预备会议上终于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案。

最初,蒋介石搞到了军队上的大权后,其野心并没有满足,这时他又施一计,一面负责筹备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一面将汪精卫、胡汉民等赶跑了。此时,蒋介石才实现了他的政治野心,当上了国民党的“领袖”。

蒋介石成为当时中国的党政军总头目之后,夫贵妻荣的宋美龄,就是当然的“第一夫人”了。她为自己嫁了一个好丈夫而骄傲,为自己的身份提高而感到自豪,在待人接物时,流露出一些使人难以驾驭和随心所欲的骄横性格。

在旧时的上海,一个初涉大都市的人是难以立足的。要想在这里求生计,特别是一心要发迹和野心的人,就得找一个“地头蛇”作为靠山,就得找“山门”人“帮会”也就是“拜老头子”。当时上海滩上有三个最有实力和影响的帮会头子,一个叫黄金荣、一个叫杜月笙、一个叫张啸林,谁要是拜其中一人作为“老头子”靠山,就没人敢欺侮了。蒋介石当年初到上海时,就到处打听这三个人,他曾于1922年拜杜月笙为老头子,得到了各方面的照顾,这些地头蛇也不会白白地照顾你,为你劳心劳力。这些老头子是要向其门徒们收劝保护费的,”蒋介石当然不能例外,他一直向他的帮会头子杜月笙交纳保护费,一直混到他当上总司令之后也未间断过。

蒋介石当上总司令后还向青帮头子“杜月笙”交纳所谓“保护费”这件事,宋美龄知道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想,丈夫现在是中国的军政首领,为什么要向这些“草头王”交纳什么人身保险费?她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丈夫是领导着数百万大军的总司令,掌握着中国数亿万人的生杀大权,是他保护了这些地头蛇,交纳人身保险金的不应是丈夫蒋介石,而应该是这些“地头蛇、乌龟王八蛋!”

蒋介石毕竟在上海混过很长的时间,他知道帮会里的一些情况,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这些帮会头子是不好惹的,他们至少能左右上海地区的社会局面,是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弄不好会出麻烦,甚至发生骚乱。蒋介石心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便说:“这笔费用已交了好长时间了,反正数目也不大,我看还是交吧!钱是取之于民,任我所用吧。不取消也无损于我”。

宋美龄说:“大令,你现在的身份不同了,不是你从前刚混事时的情况了,你现在是全军的总司令,只几个钱的事当然算不了什么大事,但以你现在的身份再这样做,会遭人议论的,会造成不良之影响的,我这也是为你的仕途和声誉的啊!”

”宋美龄又说:“不过什么,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你现在是手握军权,能调动千军万马的总司令呀!做事要有魄力,绝不能优柔寡断!从现在起,就是不交纳保险费了,看他们能把你这个总司令怎么样?他们还能把你抓起来不成!”

经宋美龄这么一说,夫人果然女中豪杰,有巾帼英雄气概;蒋介石刚当上总司令,正在春风得意之时,又经夫人这么一说,就有些飘飘然起来。从此以后,蒋介石为了显示自己的威仪,出人则前呼后拥,偕夫人大模大样地在上海街市上出现。他想,谅他杜月笙也不敢怎么样?

但杜月笙看到蒋介石这样耀武杨威,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当然并不在乎那几个小钱,他受不了的是蒋介石这种冰冷的态度,也最恨得势扬威过河拆桥不讲义气的人,决计要教训一下这位总司令。

有一天,蒋介石有个重要约会,回公馆晚了些,发现夫人不在,于是便向佣人打听夫人上那去了,一个男佣人告诉说:“夫人到她姐姐家中去了,中午有一个小姐来接她的。”

蒋介石立即打电话给她的姐姐宋蔼龄询问,当得知宋美龄没有到她姐姐处时,蒋介石意识到事情不妙,再问那个男佣是否认识那个接宋美龄的人时,男佣说不认识。但说夫人是和蔡妈一起出去的,是一辆豪华轿车,牌子叫罗尔斯一罗伊斯。并说来接的那位小姐很漂亮,还跟夫人在花园里说了会话后坐车走了。

蒋介石一时急得六神无主,口里不断地念叨罗尔斯--罗伊斯轿车,上海有这种豪华轿车的人家不多,想了一会心中有点路数了,他马上给宋子文打电话。但宋不在,只好懊丧地挂了电话。

“蒋夫人,这里是杜公馆,我是奉我们老板之命把你接来的,其他的事我一概不知道。”说完,那位女士就走开了。

宋美龄对这些帮会人物一向很反感,现在这个胆大包天的杜月笙竟然将她堂堂总司令夫人骗到这里,心里怒火冲天。

“蒋夫人,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怕你一个人在家寂寞,特意派人将夫人接来玩玩,高攀高攀你这位总司令夫人,对你的安全我会负全部责任的。”杜月笙露出了狡黠的笑容。他不待宋美龄的分辩,转身对妻子张小妹说:“夫人,快陪蒋夫人消遣消遣!”

宋美龄被杜公馆的一群女眷请到屋里,被按在早已准备好的牌桌上。这时,站在宋美龄身后的蔡妈一声不吭地观察着事态变化。

别小看了这个蔡妈,她虽然是个佣人,但有时连宋美龄也要让她三分,她的权威甚至超过了侍卫长,除蒋介石之外,她对谁都敢发威使性,她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威慑力和这样大的神通呢?其实很简单,她是宋家的老佣人,一向为人忠厚老实,能帮助人,只要自己能做得到的,尽力去帮助别人,勤勤恳恳地为宋家干活,因此博得了宋家上下所有人的欢心和尊敬。尤其是宋老夫人特别喜欢她。宋家的三个少爷和三个小姐都是她照料看着长大的,对她都有很深的感情。

哪个少爷、小姐淘气了,她都敢当面“教训”。她有天生的泼辣脾性,有气必出,从不存私,心胸犹如一潭清水,清澈见底。宋家人都知道,她的一举一动,甚至是发脾气,也是为了维护宋家的利益。因此,有时她的粗野之举,大家也都让她三分不去计较,她很快就会喜笑颜开。

蔡妈见杜月笙竟敢如此对待宋家三小姐,再也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她大喝一声:“杜老板,你给我出来!”说着,将刚刚放到桌上的茶点等等,用力掀翻。桌子上的东西哗啦一声撒满地上。

“杜月笙,你放我们出去,我们要回去。”杜公馆的一些女眷们吓得目瞪口呆,她们从未见过有谁敢在这里发脾气。蔡妈不管女眷们怎么劝解,真真假假地撒起泼来。

此时的杜月笙正在他的房间里,为自己的“杰作”而沾沾自喜,听到蔡妈的一声呼叫,顿时怒火上升,瞬即又克制住了,随即嘴角边又撇出一丝奸笑。

他本想不理睬蔡妈的叫喊,但那不停的叫闹声,又使他坐卧不安。他正考虑是否给蒋介石打电话说一下,恰好宋子文打来电话。

宋子文放下话筒,驾车直驶社公馆,将宋美龄主仆二人接回。从此之后,宋子文暗中一直替蒋介石支付“保险费”。而杜月笙目的达到了,气也总算出了,一场“蒋杜争斗的把戏”收场了。但宋美龄始终没明白是她哥哥从中摆平了这场事件,还以为是蒋介石的威风使这群青帮大亨们屈服了呢。

1928年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2月7日,蒋介石被“推举”为中央执委会常委、军事委员会主席。

3月7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又推举蒋介石为中央政治局会议主席。至此,蒋介石实现了他早已“梦寐以求”的野心,把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大权都弄到了自己的手中。宋美龄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了。

“美人”到手,“江山”重坐,然而蒋介石的心情却并没有因此而轻松愉快起来。婚礼前后,各种“不和谐”的政治的或非政治的“杂音”一直萦绕在蒋介石的心头。令他感到头疼的倒还不是这种种“杂音”本身,而是“杂音”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潜在的危险信号--他的权力的宝座还远未达到巩固的程度,随时有被人“拉下马”的危险。国内、党内的政治派系和军事力量的山头纷立,表面上“拥护中央”,实际上各行其事,根本不买他蒋中正的帐。蒋介石要的是一统天下,不想坐在架空了的权力宝座上眼巴巴地望着诸侯雄踞四方。

北伐战争“伐”的是旧军阀,不料旧军阀还没有完全消灭,在北伐中发展起来的“新军阀”们又成了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拦路虎。这些新军阀都先后参加了孙中山发动的国民革命运动,在对北洋军阀的作战中崛起,他们都自称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而暗中却又相互争权夺利,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发展自己的势力,扩充自己的地盘。倘若任其发展,蒋介石的天下是连一天也坐不稳的。

蒋介石所追求的“完善无缺的婚姻”,似乎在宋美龄身上得以实现。论家庭背景、财产、个人学识、修养等等,宋美龄都可算是当时中国无以匹敌的第一小姐”,这样一位小姐成为蒋介石的夫人,很快就成为蒋介石处理国内外日常事务的有力助手。

就大事而论,宋美龄在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及抗日战争中积极争取美国援助等方面均有过大的贡献。

宋美龄受过正统的西方文化教育,思想比较开明、作风也比较民主,思维方式趋于西化,她有较强的事业心,热衷于妇女儿童事业和公益事业,因为她是基督徒,所以对宗教事务也颇关心。在成为蒋介石夫人之后,宋美龄的政治立场始终与蒋介石保持一致,从这一点上说,她也成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帮凶。

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妇女,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自尊感的中国人,宋美龄也确曾做过一些有益于公众的事。在抗日战争期间,她更做过大量有助于民族解放和世界和平的好事。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宋美龄婚后“相夫”的日常生活,一向鲜有人知,今录蒋介石侍从秘书汪日章的一段回忆,以见点滴:宋美龄有较高的文化教养。她旗袍贴身,穿高跟鞋,在南道上都是轻步走过,她总是面带微笑,每每不觉得她突然出现,不觉得有骄矜盛气,和她谈话不觉得拘谨。她言谈委婉适度,声音从不放重,六年中我未见闻过她和蒋有过口角。她和别人谈话,总是只让对方可以听清楚就是,颐指气使。

宋美龄经常随蒋出访各地,在外地他们所住房子一般总是三间,包括卧室、秘书室。宋美龄和蒋介石经常在一块儿吃饭,宋喜吃烤鸡、猪排,蒋则喜吃肉丝咸菜汤、咸菜大黄鱼。宋美龄很讲究卫生,即使在庐山时也有人从山下捎去蒸溜水应用,1935年暑期在峨嵋山时,还以瓶装矿泉水犒赏侍从室高级职员。蒋宋夫妻间感情深厚,有时说些闲话也不避人。有一次我随他俩由镇海飞机场坐黑色特长轿车去溪口,在80分钟行程中,他们谈笑风声,宋美龄还和蒋打赌说:“谁先见到江口塔,谁就赢。”不一会儿蒋说:“哦,我先见到了。”宋接着说:“我老早就看见了”。在溪口时往往手拉手徒步于妙高台、相量岗之间,此地群峰环抱,风景独美。他们在千丈岩欣赏胜景,蒋称宋为,但我一直没听到过宋称蒋为什么,即使出门散步时,便衣警卫跟随很近,也没听到怎样呼唤(依煦外国习惯,远远喊人是不礼貌的)。

待从室人员对侍从室称“公馆”,对蒋介石称先生,对宋美龄称夫人,不带官衔。先生方面的内务副官是蒋孝镇,(从中尉升到少校级);夫人的内务副官叫斯绍凯,平时穿蓝色长衫,没有军衔。还有两个下手,客来送茶点。有中、西厨师各一人,不对外。有一个40多岁的健壮外国保姆料理房间、保管衣物以及诸如给小客厅换透明纱窗帘布等,但不做洗衣服之类的下手事。

宋也有私人秘书,所以她也有秘书室。女秘书的能力和学识素质都好,但外表都是其貌不扬的,这或许是做妻子特有的心理。1933年的女秘书叫钱用和,嘴唇动过手术还看得出,后来调到中山门外贵族学校当校务主任,宋美龄常常去视察,关心备至。继任的忘其名,个子很小长得不顺眼;后来换了一个身体健壮、穿着时髦但一只眼睛有毛病的女秘书;随后又换成一个男秘书,广东人,秃顶,是宋子文介绍的,专做与美国教会、华侨方面的通讯交流工作,包括宣传和捐赠、救济事宜。宋美龄的秘书主要是代她做些妇女儿童福利工作。宋氏三姐妹都热衷于这个工作,他们相互联系,共同商讨,感情非常融洽。1938年3月,宋美龄辞了航委会职务后,三姐妹在一起,微服去一家豪华的饭店察看民情,看到那些富商、小姐们依然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便设法动员这些人有钱出钱,为祖国抗战贡献力量。1940年,三姐妹在重庆时也是共同在做救济工作。蒋介石和宋美龄请客吃饭也是常有的事,菜肴是普通的,有些人出来后说吃不饱,这时当然有些感到拘束的原因,但与不丰盛有关。

蒋介石在用度方面也较节省,若有部下请求济助,最多只批200元,就算是面子十足了。宋美龄选购衣料,总是跑上好几家,择合意的地方去买。但对教会方面较慷慨,每一个盛县若有耶稣教会,必邀集教友特别是外国传教士及他们的家属举行茶话会或聚餐,以联络感情。1933年底和 1934年初在浦城、延平,都住在教会房子里。

1933年4月,宋随蒋在江西抚州,住在抚州中学隔河的木结构三间小屋里。有一天深夜,由疏而密,间有机枪扫射,延续约两小时,宋闻声后不惊慌,即持自卫手枪准备抵抗,后查明为外来部队过境,事先未联系好而发生误会。以后侍从室文职官员每人发给手枪。

宋美龄处事仔细,也注意小节。有一次,外收发送一封从美国寄给她的信,见信封上一张邮票被扯去,经外收发胡某承认为集邮而犯下错误,也就未予处罚。他俩的私人信件,都经各自的侍从秘书(又称随从秘书)拆阅送呈,一般批件也由侍从秘书加封,若密件、急件均另打记号加火漆印,外收发有所疏忽立即能查出。

宋对蒋的公务之外所谓“家务”内助也很悉心,处理得体。如1933年、1934年间公务繁忙,侍从人员常由漏夜工作至天明。办公室离蒋送住处很近,宋往往亲自做糕点派人送给电务员谢耿民、孙德庆等人当半夜餐;对少数侍从人员,在年终时各送一套长袍马褂以资笼络。如我因事忙不易分身,中午回去吃饭多不方便,经王世和提了报告,宋就叫她的中国厨师每天中午多开一客,每次都是两菜一汤,很可口。当时我从早到晚都在“公馆”里,随时能遇上宋美龄,她总是微微点头微笑有礼,毫无做作。她作为第一夫人,许多内外事情都得兼顾,所以每日作息时间安排有序,不浪费分秒。她有许多外国寄来的刊物,每日必看书报。

对文学、音乐造诣较深,对美国历史及世界名人传记都注意研究。她的中文也相当好,毛笔字体颇似蒋介石,但较秀柔。但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和广东话,也讲普通话。

宋美龄对蒋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午休时间均由内务人员放留声机,片子皆是小提琴独奏曲,都由宋美龄亲自选好放在盒内;留声机在卧室门外,直至开门时才停止放片。宋美龄不在时,蒋也有这个习惯。宋对基督教的几个节日非常重视,按西方风俗过圣诞节,即使是在军务前线时也不忘节。1933年12月,蒋和家及侍卫人同机飞往福建浦城前线,我在随后一架波音发动机塞可斯基水陆两用机上,还搭乘有德国警卫顾问斯太乃司、宋美龄的女秘书一人、厨师二人,带有为宋美龄烤好的一只火鸡。不料一小时后,我坐的这架飞机一个发动机失灵,迫降在景德镇20里外的小河上。那正是圣诞节前夕,又因为有两个外国人(另一个是美籍飞行师斯密司),厨师不得已只好将那只原是宋美龄用来过节的火鸡拿出来大家吃了。以后我们赶到蒲城,因为文件由我携带着,蒋一整天办不了公,宋美龄要我以后都同机出发。

蒋的私人飞机里有一睡榻,因宋美龄有晕机病,在飞机上总横卧在睡榻上,但一下飞机改乘汽车就没事了。

作为一个家庭主妇,总想把自已的小家庭安排得宽敞舒适,宋美龄也不例外,而是更讲条件。除了出去在外地临时住上三间平房或楼房将就一下外,她自然想要一个永久性的象样的公馆。

宋美龄有幢陪嫁房子,在上海贾尔业爱路,正房约四开间,楼下有一个大容厅,也可放电影。这幢房子本是外国人的花园洋房,是宋家买过来的,在上海并不算是最好的,是法租界住宅区里靠马路的两层楼洋房,小抽木条拼嵌的地板。向西延伸一排二层楼十多间下房,花园面积大于建筑面积三倍,有小溪行贯过草坪,东侧安放小石块,可徒步跳跃而过。灌木丛中,取自然园林式布局,散步其间并不觉得身处闹市。由一个40多岁麻脸男管家看管。

室内布置除应有的大小沙发、大茶几桌椅外,墙上挂的颇精致,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八大山人画的春、冬四花鸟条幅,确是神品。这座房子终蒋之身总共住过六、七次,最长一次也住不上两个月,无论蒋去南昌、贵阳

宋美龄有时是稍后赶来,有时先期回来,这种时候宋总是单独在这里住上一个时期,并和两个姐姐叙叙天伦。

抗战前在南京曾住在中央军校校长公馆,楼下有客厅。饭厅、副官室,还有一个狭长的小会客室。宋会客就在一排玻璃窗到底的圆形书房,墙上挂着意大利人画的风景画,我见过她在这里接见过卫生署长刘瑞恒。上海税务局长吴启鼎。

这个公馆并不中宋美龄的意,她在1931年起就看好了中山门外小红山的一个山坡;在树木丛中从未有过建筑物,四周围都是空旷地。她就计划在这里盖一所房顶是我国宫殿式的西式楼房,有平台,作为长久居住的地方。从这里朝东北方向可望见中山陵,正北方能看到明孝陵。建房的任务交给南京市工务局长赵志游,由陈品善为主的好几个人设计了多种建筑图案,作为房子主妇的宋美龄一再提修改意见,单就室内装饰、浴室颜色就进行了多次变换拆建,阳台也修整好几次。

市长魏道明和赵志游为了讨好宋美龄,还特请杭州西湖艺专校长林风眠亲自画室内墙壁的装饰花样:有千姿百态的鸟群嬉戏在嫩绿翠柏林中。屋内几间卧室、两间办公室(他们各人一间)以及其它众多的大小房间设计布置方案,无一不是由宋美龄逐个审查鉴定,有些已经决定施工又常加改变。如浴室瓷砖先是改成绿、黄间色,后又改为一律淡蓝色,复将花样装饰一概废去,改成单色平面。于是这座房子长期不能竣工,抗战前夕只好停止建筑,抗战胜利后方才完工,也就不以为好了,宋美龄把它改作耶稣教堂,每逢礼拜日准时和蒋介石同去做礼拜。

1934年在庐山观音桥旁,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为蒋、宋盖起三开间的小木屋,坐在靠椅上静听桥下泉水叮咯,远眺五老峰雄峙众山,颇心旷神信。但他们只小住几天,改买了一所外国人的旧房子,即枯岭路十二号;那所房子起先叫十三号,我提醒庐山管理局长蒋志澄:“基督徒忌讳十三这个数字。”

他改为十二号。这所房子傍依山脚,后面渐高,他们常常围坐在那里打桥牌,谈笑自若。张学良的美籍犹太顾问瑞纳常来作客,宋借以练习英语,这对以后她介入外交活动有很大的用处。

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南岸黄山,蒋、宋有一所别墅作为主要住处,就近也为二姐宋庆龄修一幢别墅,姐妹俩时常过往,始终如一。

因为性格及学识修养的关系,宋美龄对待“下人”和平民百姓一般是比较友善的,也比较富有同情心。抗战初期,她六眼看到被日机炸死的孩子时,曾情不自禁地一掬同情之泪,这是她作为一个女人所特有的天性使然吧。对待下级,宋美龄多半比较宽容,例如她曾陪“励志社”的青年军官跳舞,一时传为美谈。甚至对下级军官的“轻副举动,她也能处之泰然,如“军校蒙羞”就是一例。

1949年8月16日,美国艺术家协会公布了一条消息。宋美龄当选为“全世界十大美人”之一,并且名列榜首。

美人遍布世界各地。宋美龄之鼻与面部其他各协调、匀称,乃世界最美之鼻,名列十大美人榜首。名列其后的有:杜鲁门总统之公主而德耳朵最美;英国玛格丽特公主的眼睛最美;温沙公爵夫人的额头最美;美国电影明星伊索丽丝的大腿最美;美国电影明星列达

蒋介石得知自己的夫人名列全世界十大美人之首,心中喜悦之情自是难以言状,这说明他当初休弃前妻,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毅然与宋美龄结成秦晋之好是颇有眼力的。在蒋介石兵败如山倒之时,这则消息多少给他沮丧的心情带来些许安慰。

对于蒋夫人当选世界十大美人之首,蒋家王朝上上下下无不纷纷祝贺,拍马赞誉之辞充耳,惟独宋美龄办公室主任韩诚烈没有凑这个热闹,而且还有意回避。

甚至可以说,蒋介石当初选择宋美龄,除欣赏她的气质、学识外,更多的还是从经济上、政治上考虑的。而韩诚烈对宋美龄的认识,则完全是从人体美这个角度发现的。

那是1931年7月的一天,黄埔军校第13期学员即将毕业。当时任校长的蒋介石带着夫人宋美龄到军校视察。在看过学员各种战术指挥考核后,蒋校长和夫人在一群教官的簇拥下,来到学员们中间。

时值炎热的夏季,尽管有人撑着布伞,为蒋氏夫妇遮挡灼人的阳光,蒋校长特别是蒋夫人美龄仍然香汗淋漓。那天宋美龄穿一件无袖的黑绿色软缎旗袍、肩披一块雪白的纱巾。也许那软缎旗袍柔和贴身,因此恰到好处地把她那凸凹分明的身段展现了出来。丰臀、柔臂、长腿,在一双乌亮的半高跟鞋支撑下,走起路来停停玉立,楚楚动人。她使这些天天在训练场上摔打,成天与男人打交道、很少见到女人而又偏偏情窦初开的青年男子的目光,没有对准他们尊敬的校长,却一致齐刷刷地投向了她高贵、美丽的身躯。

说也凑巧,学员中有一名“优等生”,竟抑制不住对美的渴望,趁蒋夫人与其握手之机,抓住她白嫩的手,在众目睽睽之下亲呢地抚摸几下。

这种完全西化的表情方式,对宋美龄来说不足为怪,但在那个时刻,她也觉得太过火了,羞得不敢正眼看他;但对于视中国传统文化奉若神明的蒋校长来讲,则感到异常吃惊。此举没有伤风败俗,也亵读了他的尊严。只是碍于场面,蒋校长没有当场龙颜大怒。事后,蒋介石很快派人把这个缺乏教养的“优等生”抓了起来,并交给宋美龄,让她对这个有失体统的家伙予以制裁。

“优等生”被带到宋美龄面前。宋美龄审视着这个胆大妄为的家伙。见他眉清目秀,英俊漂亮,特别是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十分有神。本来想劈头盖脑臭骂他一通,但不知为什么,宋美龄与他单独在一起,心肠竟然软了一半:你叫什么名字!”

“韩诚烈?”宋美龄抱着双肘,瞪着一对黑萄葡般的大眼,突然厉声问道:“你为什么要当场羞辱我?”

“我才没那么狠心呢!”宋美龄缓和了口气,说:“你想过没有,你在众目睽睽之下居然对我如此放肆,会有什么结果?”

“谢谢夫人!”韩诚烈双唇往上一翘,眼睛出神地望着宋美龄说:“学生如有冒犯之处,请夫人原谅!”

也许是上帝在无形中帮了韩诚烈的忙,韩诚烈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反而从此备受重用。黄埔毕业后,韩诚烈当上了大尉营长,几年后又提升为少将代理师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宋美龄认为韩诚烈在前线部队当指挥官随时会有生命危险,遂将韩诚烈调到国防部机关工作,后又干脆调到了自己身边,委任他为自己办公室的主任,军衔为中将。

蒋介石身边的人,都知道来美龄待下级比较宽和、民主,不怎么摆“第一夫人”的架子,这自然与宋美龄自幼受美国文化教育的经历有关,但总观其性格特点,不能不说是家庭遗范的功劳。宋氏家庭的人,多数待人友善、处事从容公允,较少蛮霸习气。宋美龄嫁给蒋介石后,虽然位极人臣,却仍是不矜骄自持,这是性格使然,与所受教育程度似无大关涉,因为历史上曾有无数“夫人”一旦“显贵”起来,就摆足了架子,为人所不齿,而她们所受到过的“教育程度”也不可能谓不高,这方面的例子是史不绝书的。

蒋介石脾气暴躁,斥骂下级将领是家常便饭,骂得不解气时,还施之以老拳老腿,他身边的侍卫们挨打挨骂是经常的事,而且挨了骂不准分辨,挨打时只能硬挺着,不敢问避。有一次,蒋介石又在发脾气打人,打得颇有“章法”,正好宋美龄从外面回来,见此情景急忙劝止,并对被打的侍卫说:“你怎么这么傻?

他打你,你为什么不跑呢?”有了宋美龄这句话,此后每当蒋介石再要动手打人的时候,被打者总是相机逃逸,不再那么老老实实站着挨打了。

宋美龄一力辅佐蒋介石的“家务内政”,用的是“柔”的方法,与蒋介石“刚柔相济”,确实是个好内助,帮丈夫化解了不少矛盾。而在帮助蒋介石料理军国大事以及外交方面,宋美龄则处处以“女强人”的面目出现,辅佐蒋介石内政外交,卓有建树。

一三”日寇进犯上海后,宋美龄于9月12日在南京通过美国广播网,直接用英语向美国民众发表广播演说,揭露日寇侵华罪行和中国军民艰苦抗战的状况,呼吁美国给予援助。此后,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宋美龄经常利用无线电广播和报刊等传媒向美国及世界各国宣传中国的抗战情况,寻求各国的舆论及物质支援。

这个委员会在武汉举办了一期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班,当时帮助训练妇女干部的有邓颖超、吴贻芳等著名妇女运动的领袖人物。

1940年,日本飞机大规模轰炸重庆后,宋美龄特对美国国会议员广播说:“我不知你们国会议员是否想到过,如果中国屈服于日本,那将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无疑,日本将利用中国的资源转向美国进军,美国也将受到自食其果的惩罚。

为了组建一支空军部队以抗击日寇,宋美龄在抗战初期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财力,并广泛发动民众,掀起募捐活动,筹集购买飞机的款项。宋美龄之所以对组建空军,购买飞机有如此大的热情,主要是因为她曾亲眼目睹了日机肆虐横行给中国军民的生命财产所造成的巨大的伤害。

那是淞沪抗战期间,日军空军的飞机首次袭击上海,我军的地面防空火力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数以千计的中国军民却已经在轰炸中丧生了。轰炸停止后,宋美龄来到被日机炸得一片狼藉的废墟边上,她一个人围着七零八落的尸体转来转去,负责保护她的卫兵们则站在远处观望着。

“你是这里的飞行官?”宋美龄抬头盯住程烈,她的眼睛已被一次又一次溢出的泪水浸得发红。程烈一挺胸脯:“是的。”“啪!”平时极少发火更从不打人的宋美龄突然扬手打了程烈一个耳光:“你还有脸说你是飞行官,日本飞机一架都没打下来,中国人民却让人家炸得这样惨不忍睹,我要是航空司令,立即枪毙你!”

红颜一怒,比男人发威更具有震慑力。程烈羞惭地垂下了头,却仍在分辩:“夫人,我们没有驱逐机和战斗机,连空军都还没有,只是每个集团军里有那么几架飞机。”

望着眼前这个汉子垂首喃喃的样子,宋美龄知道自己是打错了人。从此,她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开始不遗余力地为组建空军而奔走呼号。这位只受过音乐、文学和社会道德教育的弱女子,开始阅读有关航空理论、飞机构造方面的刊物,并用筹集得来的两千万美元从国外购买了大批飞机。国民政府和国民军事委员会决定正式组建一支独立建制的空军部队,并任命宋美龄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

史迪威将军到华上任,他给中国带来了40个陆军师的美式装备和50架最先进的美国-型轰炸机。史迪威来华后,与宋美龄建立了真挚的友谊。这位热烈的奔放的美国将军会讲汉语,而宋美龄则“只有一张脸像中国人”她的流利的韦尔斯利英语很快拉近了她同史迪威将军之间的感情,以致史迪威曾在他的日记中真诚地赞美宋美龄:今天我又见到了美龄夫人,她比我以前所见到的更美,苗条、动人,白白的瓜子脸像木兰花瓣那样白晰。卷曲的黑发,松软地从前额梳向后颈,在那打成一个光滑的发型。

同夫人讨论了一下战术。我觉得蒋夫人焕发着引人的美丽,在那罕见的美貌后面,蕴藏着魄力、才能和力量。同她相比,蒋介石将军和他的同僚们都显得顽固、不老实,为了鸡毛蒜皮的面子问题耿耿于怀,其军事战略毫无章法,同西方大相径庭。对于蒋介石腐败军队挽救的方法,也许就是由蒋夫人担任国防部长。

美国伦的想法既自由又大胆,居然想到了由宋美龄出任国防部长。而实际上,宋美龄非但没当部长,连她那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差事也交了出去。她认为最重要的不是指挥军队,而是唤醒军队的觉悟。她日夜奔波在前线各部队,到处发表演说,慰问伤兵、筹建医院,她还险些丢了性命:一次,宋美龄在美国朋友端纳及一名副官的陪同下到前线视察。汽车在高速前进中突然被公路上的一个大弹坑颠起,失去控制的汽车翻出了路面,强大的冲击力使司机的头部猛撞在车前玻璃上,当即殒命;端纳的腿受了伤,宋美龄则飞出车外,重重地摔在了一个泥潭里,当场昏迷过去。随行的军医官紧急施救,宋美龄的心率才有所加强,微微挣扎了一个,发出一声呻吟。锥心刺骨的疼痛使她喘不过气来,她对关切地望着自己的端纳说:“我不能呼吸,一呼吸就钻心地疼。”

可是宋美龄却强自支撑着说:“不,我继续上前线!我是一个人,人家是成千上万的人,不能为一个人而误了成千上万人的事!

当晚10点,宋美龄忍着极度的痛苦给一支即将开往前线的部队发表了演说,剧烈的疼痛使她好几次险些昏死过去,幸被端纳从旁扶住,并不时用湿毛巾替她揩干额上的汗水--因为她的手不能动。这种场景,令官兵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士气大受鼓舞。演讲到高潮时,宋美龄叫出一位少尉排长问道:“在战场上,你是怎样指挥士兵的?”

“弟兄们,跟我来!”宋美龄提出的战斗口号在官兵们当中引起了强烈共鸣,他们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宋美龄在官兵们的掌声和欢声中突然觉得天旋地转起来,她的眼前荡过一片金星,无力地倒了下去,恍惚间只听到了端纳的呼喊声

当宋美龄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端纳告诉她,她的四肢筋骨严重扭伤合并挫伤,颅脑受到震荡,大夫刚刚为她动了手术。

一位美国作家曾就此事评价宋美龄:“只有像宋家造就的具有健全的头脑、健康的体质,又在幼时受到新教的自立和自制思想培养的妇女,才能像她那样长久地坚持。”

蒋介石下野后,以桂系和西山会议派为主组成的南京政府由于把程潜和朱培德的部队争取了过来,所以很快就打败了唐生智的军队,唐生智宣布下野,到日本“休息”去了。1927年门月15日,南京政府的军队占领了武汉。

汪精卫此时跑到广州,拼命拉拢张发奎的第四军,并召开了同汪精卫、陈树等主持的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成立大会,同时宣布“国民政府”在广州再行设置。这样,宁、汉对立刚刚结束,宁粤对立的局面又出现了。

蒋介石回到上海后,认为他夺回权力的首要问题是应当先解决南京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因为这个“特委会”的成员大都是西山会议的元老,加上桂系的军队,成为蒋介石复职的最大障碍。所以蒋介石一回上海,立即请汪精卫赴沪“讨论党政统一问题”。11月11日,汪精卫在广州发表演说,表示愿意与蒋合作。蒋介石的策略很明显,他是抓住了主要矛盾,首先联合汪精卫打击南京的特委会。

南京方面也怕蒋、汪联手对付他们,于是提出建议,意欲由宁、蒋三方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

11月15日,汪精卫从广州启程赴沪参加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并力劝李济深与他同行。实际上这是汪精卫施的“调虎离山”计。汪精卫与张发奎的第四军到广东后,总想伺机将执掌广州军政大权的李济深赶走,以便占领两广,只是苦于找不到适当的机会。这次蒋介石电邀请,汪精卫赴沪开会,南京方面的谭延阎、孙科等也致电邀请,汪精卫遂与张发奎密谋,计划将李济深诱出广州,然后实行政变。果然,汪、李二还未到达上海,就传来了张发奎发动政变的消息。

宁、粤双方都争先向蒋介石靠拢,蒋介石当然非常高兴。南京方面虽然表面上是由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共同执掌权柄,但实际上是桂系代表物李宗仁、白崇禧在操纵大局,谭延阎、李烈钧。孙科等不过是桂系手中的工具而已,因此也有不少矛盾;而广东方面又“后院起火”,汪精卫虽然成攻地策动了张发奎的政变,但宁、沪两方却又攻击他“勾结共产党”在广州发动武装叛变。因为在此之前,因为张发奎的部队里共产党员很多,所以共产党于8月1日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所以,这一次又是张发奎的部队发动政变,就很容易给宁、沪两方攻击汪精卫制造口实。蒋介石面对如此混乱的场面,心中窃喜。他现在正好处于超然物外的地位,宁、粤双方都向他求援,他大可坐收渔利了。此时期内,张作霖乘国民党内部你争我夺的混战之机,曾大举进攻冯玉祥和阎锡山,冯、阎二吃不住劲,也通电请蒋介石复职。局势的发展对蒋介石越发有利了。

月22日,南京方面举行“庆祝讨唐胜利大会,”会上有发表演说,提出了“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会后游行,当游行队伍至复成桥时,突然间枪声大作,伤20余,凶手逃逸无踪。事后,们纷纷指控这次惨案是西山派成员葛建时一手制造的,由此发起“征讨”西山会议派的浪潮。其实,这一惨案正是蒋介石一手导演的。他利用这一事件使西山会议派变成众矢之的,搞得他们声名狼藉,从此失去了一切发言权。

22”惨案使西山会议派失去了发言权,会方中心成为汪派与反汪派的一场混战。桂系的南京政府以张发奎在广州兵变为口实,攻击汪精卫勾结共产党,赏了他一顶红帽子;汪精卫为了摆脱孤立地位,急于讨好蒋介石,抢先在会议上提出:“惟有请预备会议即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李宗仁也不甘落后,立即向报界发表声明,指责汪精卫反复无常,而自己一贯是拥护蒋介石的。宁、粤双方尽管鸡吵鹅斗,却又一致公推蒋介石复职,这次预备会议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蒋介石成功地利用了各派系之间的重重矛盾,为自己复职扫除了障碍。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到了南京。7**发表了《总司令复职时致国民政府电》,称:“中正叠受各级党部及各军将士之敦促,政府与民众之督责,以北伐大业急待完成,仍令出负艰巨,爱于支日驰抵首都,继续执行中央所赋予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藉戎利机,唯冀垂察。”9日又发表了《致各军全体武装同志电》、《致全党同志全国同胞电》和《致冯阎杨三总司令电》,表示这次重新上台后,将“以全力完成北伐,以安后方,巩固中央。”

蒋介石宣布复职之前的1927年12月11日,中央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周文雍、聂荣臻等乘粤桂阀混战、粤军主力离穗之机,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广州工起义,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可惜,由于起义部队未能及时转入农村,在敌优势兵力的猖狂反扑下,起义归于失败。张太雷英勇牺牲,部分武装转移到海丰、广西等地农村。

广州起义后,南京政府继续把“红帽子”往汪精卫头上扣,说他指使张发奎“纵容”共产党举行暴动,吴稚晖还大骂汪精卫是“准共产党”。汪精卫弄巧成拙,原以为同蒋介石合作能捞到一点实惠,没想到一下子处于内外夹攻的孤立境地,甚至面临被桂系暗杀的危险。这时,蒋介石认为时机已到,便劝告汪精卫为了安全起见暂离上海。汪精卫无奈,只得再次亡命法国。

汪精卫一走,蒋介石立即竭力袒护和拉拢汪精卫派系的粤方委员,以此抗衡胡汉民为首的右派集团。胡汉民等认为无法与蒋介石合作,遂宣称不参加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1928年1月25日,胡汉民、伍朝枢等以出国考察为名离开上海,到海外远游去了。

驱汪逐胡成功,蒋介石的两名主要政治对手被赶走之后,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正式召开,蒋介石一手操纵的会议。会议通过了戴季陶起草的四中全会宣言,宣言中攻击共产主义运动是“民族独立运动之大敌。”

月8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23日,国民党中央党务委员会推蒋介石为组织部长。3月7日又推他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至此,党政军大权又一次集中在蒋介石手中。

蒋介石再次上台后,为了避免“军事独裁”之嫌,特在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上提议在广州、太原设四个政治分会,分别由李济深、冯玉祥、阎锡山任政治分会主席。由于冯玉祥和阎锡山通电吁请蒋介石复职,在政治上他们已倒向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南京政府在长江流域及西北和华北的河南、山西等省统一了政令,只剩下奉系张作霖控制的地盘尚未归青天白日旗下。

鉴于此,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集中力量,限期完成北伐大业,以消灭奉、鲁军阀为目的,意欲肃清直、绥等省区内的军阀武装,彻底实现所谓的“全国统一。”

为了进一步笼络新归麾下的诸侯,蒋介石又祭起了惯用的法宝--结义。他委托部力子向冯玉祥表示想同冯“义结金兰”的意思,冯玉祥则答说:“只要对革命有利就行。”

邵力子将冯玉祥的态度立即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十分高兴,急忙亲笔写了兰谱,那帖子上写着的是:籍贯:浙江奉化武岭年岁:四十二,生于丁亥年九月十五日父讳:肇聪母王氏安危共仗,海枯石烂,死生不渝。

冯玉祥亲笔写了兰谱送与蒋介石,兰谱写道:藉贯:安徽巢县竹柯村年岁:四十七,相互拜了几拜,从此就算是“兄弟”手足了。蒋介石为了让冯、阎等在战场上多出力,遂将冯玉祥的西北军编为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为总司令;将阎锡山的部队编为第三集团军,阎任总司令。

1928年3月31日,蒋介石率部渡江北伐。4月7日,蒋介石发表《渡江北伐誓师通电》,声称:“党国存亡,主义成败。”

4月中旬,北伐各路集团军发起总攻。在北伐部队的强大攻势下,孙传芳于6月3日宣布下野,所部归郑俊彦统率,向国民革命军投诚。6月8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至此,第二次北伐在军事上告一段落。但是,索绕在蒋介石心头的,还有一块乌云,这就是山海关外的“胡子”出身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及其统治了几十年之久的东北地区。

孔传芳下野后的第二天,张作霖也不敢留居北京了,他带领一批文官武将出关返回奉天。不料日本已决心除掉这个不肯继续为其效力的傀儡,预先在皇姑屯埋下炸药,将张作霖炸死在火车上。

张作霖被炸死后,奉系核心内部一直隐瞒死讯。当时张学良正率部在邯郸与阎锡山交战,直到他秘密潜回沈阳,才正式宣布张作霖因伤势过重不治而亡,张学良宣布担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

张作霖一死,日本当局和南京政府都派到东北进行活动。日本方面在鼓动张学良宣布独立,南京方面则积极争取张学良,和平解决东北问题。

张学良面对日本政府的威逼利诱,表现了一个中国军的气节。在同日方代表的谈判中,张学良说:“我是中国,所以我的想法当然是以中国为本位;我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是要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一般民所渴望的事。”他拒绝了日本的条件,派邢士廉为代表,由海路赴北平,向蒋介石表示“愿输诚归降,并请商统一办法。”

蒋介石闻报大喜,统一大业就算完成了!可惜,事情远非他想的那样乐观。当北伐节节胜利、克复北京后,蒋介石就曾忧虑各派新军阀在北伐中坐大,主张“裁兵善后,冯玉祥、阎锡山等都想乘机扩大自己的地盘,蒋介石很快就从张学良归降的喜悦中冷静下来,旋即昔日那些担心的隐患又扑心头。

在蒋介石未来的棋盘上,张学良这颗棋子可是举足轻重的。张学良若是真的臣服于他的麾下,这时于他的军事实力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扩充。一旦阎锡山和冯玉祥在华北兴兵,都不能不考虑东北军摔然出兵关;然而,张学良万一失败了呢?这后果又是明摆着的

张群不负蒋介石所望,很快扫去了布在蒋介石心头的疑云,并提出了如下行之有效的计划:1.为了稳定张学良的易帜决心,以及易帜后臣服于蒋介石,南京国民党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总司令在.蒋介石亲自派出高级代表携带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和总理遗嘱赴奉天,举行隆重的易帜典礼;3.为巩固张学良易帜后的政权,设法制造矛盾,帮助张学良消灭身边的亲日势力。

张群懂得蒋介石的话的意思,所以一改平素那直言相陈的性格,故作谦虚地说:“承办这样重大事件的选,你心中早就选定了,何必再征询我的意见呢!”

“那好,我就说吧!”蒋介石有意沉吟了片刻,“我思之良久,承办这样重大事件的选,非岳军兄莫属!”

“那我只好从命了!”张群欣然应允,但一想到此行责任重大,复又为难地说,“为了确保主席的宏图得以实现,我建议再增加两位德高望重的同志前往,遇事尚可临机协商处置。”

一岳军兄广蒋介石格外深沉地说,“此行易帜不难,重要的是完成计划中的第三条:设法制造矛盾,帮助张学良消灭左右的亲日势力。

正如蒋介石所估计的那样,张学良一如所诺,不顾日本的反对,排除了杨宇霆的干扰,一俟张群所率领的南京代表团抵达奉天以后,毅然决定于1928年12月29日易职。他双手接过青天白日旗,亲自率领东北的文武百官列队站在帅府门前,目视悬挂多年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徐徐降下,又目送青天白日旗冉冉升起。为加强张学良的势力,张群私下会晤这位大权在握的少师,决定任命张作相为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万福麟为东北边防军驻黑副司令。张学良在就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的典礼上,首次穿上定做的中山装,率部走到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前,举起紧握拳头的右手,在方本仁和刘光的监督下向总理遗像宣誓。在庄重的氛围中实现了东北与全国的统一。

然而,令张群疑虑不安的是,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的校友杨宇霆的脸上密布着一层浓云,没有一丝一毫喜庆的表示。当天晚上,张学良设宴庆祝易帜大典,杨宇霆又借口有事,偕同常荫槐中途退常张群唯恐有变,连夜请何成浚、何千里等到自己的下榻处密商对策。

何成浚先介绍说:杨宇霆坚持亲日的路线,曾数次阻止张学良易帜。据说在一次双方摊牌的会议中,杨宇霆耻高气扬地对张学良说:“你走你的中央路线,我走我的日本路线,两宝总有一宝押中,不是很好吗?张学良为之愕然,当即反问:“如果是你的那一宝押中了呢?”对此,杨宇霆瞠目不知所对。事后,他又对常荫槐等愤愤地说:“小六子这个阿斗羽毛未丰,我看他能飞到那里去?”

何千里接着又介绍说:“杨宇霆为了发泄对张学良的将军的不满,决定于明年元月7日为其父庆祝70岁生日。他的法库同乡好友李友兰知道此举易遭嫉,主动地对杨说:“老太爷办寿,可以回法库去办,由我主持一切。”杨坚决不允,并发出狂言:“我要大张旗鼓地办,请全国各路诸侯来沈阳为父作寿,让这个阿斗看看,是谁的声望高!”何千里说罢,与何成浚都取出了应邀为杨的父亲祝寿的大红请柬。

何成浚又报告说:张学良愿意让杨宇霆当黑龙江省主席,以为疏远之计;但杨宇霆拒绝,只好改换了常荫槐。此二为加强自己力量,借设立“黑省山林警备队”之名,扩编数万部队。据说端纳细心查访,获悉杨宇霆向捷克订购了三万步枪。他将来往的电报,以及常荫槐自铁路收入中付款的凭据一并交给了张学良。

张群听后一怔,觉得这条消息非同寻常,他暗自沉思了片刻,严肃地问:“对此,张学良作何反应?”

张群感到张学良和杨宇霆之间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谁先下手谁就是胜利者,即“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为了推动和促使张学良早下决心除掉杨宇霆,他们又把突破口选在了杨宇霆正在准备为其父办七十大寿这件事上

杨宇霆的公馆,位于小河沿附近的青云寺胡同。为了借助排排场场的祝寿活动来发泄其夺权的野心,杨宇霆沿街巷张灯结彩,声乐齐鸣,真可谓是各路英雄好汉齐聚会,孙传芳、锗玉等前来祝寿送礼不足为奇,白崇禧的代表叶棋、唐生智的代表叶开台,以及前来庆典易帜的张群、吴铁城、何成浚、何千里等也携带重礼来凑热闹;至于辽宁、黑龙江、热河四省的文武百官几乎无一不到

1月7日上午,张学良起床后,在院内散步回到屋内刚刚用过早点,正准备更换礼服、准备彩礼,为杨宇霆的父亲祝寿去,他的副官谭海一步闯了进来,没头没脑地报告说:“总司令!您还要去为他祝寿!您如果再不发火,弟兄们就都造反了!”

“您可真沉得住气!”接着谭海讲了杨公馆达官贵纷纷前来祝寿,真是贺客盈门,大元帅府无问津,以及听来的有关杨宇霆,常荫槐图谋不轨,大有取张学良而代之的风声说了一遍,谭海又非常气愤地说:“家都把屠刀架在我们脖子上,可您总司令还说什么仇家是好,不会有异心的!”

张学良听了后,只是在屋子走来走去,看得出来他的脸色沉重,张学良的内心何尝不矛盾,心情何尝不激动痛苦!但真的要动手除掉心头之患即有异心的杨宇霆、常荫槐这些父执辈的老将,而且又是一起戎马多年的同事,决心也不是轻意那么好下的。况且还有一位善良的夫于风至扯后腿呢!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懂得这种事绝不能扩散,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大意,不能叫旁看出任何点滴破绽,假如一时不慎,万一传到杨宇霆和常荫槐这些的耳朵里,事情就会起变化。就会发生难以预料甚至不堪设想的后果。

张学良沉思后极其严厉地说:“你这是无中生有胡说八道!再胡说我就关你的禁闭!你赶快传我的命令,如果再有议论此事者,杀无赦!”

谭海听了完全惊呆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张学良向他走近一步,并又语意双关地说:“告诉弟兄们从现在起,你们都要只听从我一个的命令。要记牢,快些下去吧!”

所谓辅帅,就是张学良的老把叔张作相。他对张作霖最忠心耿耿,对张学良也最尊敬,他毫无当官弄权的欲望,一心只想辅佐张学良承继大业,对得起死去的盟兄张作霖。但是,今天张学良有些疑惑,老把叔今天理应到杨公馆去祝寿,为什么来这里看望我呢!难道他得到什么消息,或者有什么机密大事相告吗?张学良急忙换上礼服,和于凤至一起迎出门楼,他们夫妇一挽着张作相的一只胳膊,显得极为亲热地将张作相挽进了客厅。落座后,于凤至敬上香茗以后,张学良谦恭地说:“辅帅莅临,一定有大事指教侄儿。”

“汉卿啊!”张作相呼嘘长叹了一声,旋即讲出他和常荫槐等一起去杨公馆拜寿,杨宇霆在闲谈之中直呼张学良的乳名小六子,称之为阿斗。更有甚者是其高谈东北前途,实堪忧虑。他再次愤慨地叹了口气:“司马昭之心哟--路皆知!他的用意,还不清清楚楚吗?”

张学良称夫于凤至为“老大姐”,于夫称他为“小爷”。他要求部属只称他不同时期的职务;而父执辈的重臣叫他汉卿,直呼他乳名“小六子”的只张作霖一个,其他谁也不敢。今天,杨宇霆不仅当众叫他“小六子”,而且还以“阿斗”视之,他怎能不顿生怒火呢!时代不愧是造就才的学校。半年多来,他已经由血气方刚的青年将军,自我陶冶成一位善于控制情感的政治家了。他清楚地知道,时下的主要矛盾,不是称谓这类的小事,而是有没有和杨宇霆呼应,甚至兴风作浪。他低沉地问:“常荫槐这些,当时又作何表现呢?”

面对这严酷的现实,于凤至那颗善良的心犹如被捅了一刀,却没有解决的办法。这时,院外传来了春节前夕孩子们放鞭炮的响声,她想到了杨公馆祝寿的热闹的场面,犹豫不决地问:“小爷!我们还去杨府拜寿吗?”

张学良为探明虚实,偕夫于风至来到杨公馆拜寿。正如当事记述的那样:“小河沿车水马龙,盛况为沈阳向所未有。蒋介石、阎锡山以及广东、四川等地方实力派,都派有代表来沈阳祝贺。日本政界要也派有代表前来。东北地主官吏不消说了。庆寿之日,张学良前往祝寿。杨以普通礼节相待,与一般宾客无异。不仅杨之一举一动傲然以东北第一领袖自居,来自全国各地的贺客们,对杨亦恭维备至,谈杨是东北众望所归的物。张目睹这些情景,岂能所堪?当日观剧席上,张始终以手支颌,其心情之苦闷,可想而知。”或许是触景生情的缘故吧,他再次想起了林汉男爵说的这段话:“今天的东北实际情况,同我们日本当年幕府时期德川家康时代很相似。”事后,张学良曾向友讲:“当时我也参加了祝寿,假如杨、常取我而代之,可以兵不血刃掌握东北政权,莫非林汉说的就是这种情景吗?我应该怎样来自处呢!我是等待如秀吉之子那样为德川所杀呢,还是先把他除掉

”下午张群等又赶往大帅府,正式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把张学良推上了主席的宝座。但这并没有给张学良带来丝毫的欢欣。除去杨宇霆、常荫槐等凯觎他手中的军政大权之外,日本也不甘心阻止“易帜”的失败,以强硬的外交手段,要张学良承担其父生前签署的一切密约,尤其是由杨宇霆私自秘密签署的所谓修建满蒙新五路的要求。对此,张学良大伤脑筋。翌日深夜,端纳悄悄地走进大帅府,诡秘地问:“汉卿!”听说野武马顾问到了奉天,他来拜会过你吗?”

“据我所知,他满口答应了叶野的要求。”端纳望着沉默不语的毫无表情的张学良,愤慨地质问:“他为何敢于如此大胆公然越权行事?”

张学良对端纳的所谓忠诚感到非常欣慰,遗憾的是他并不知道端纳接连数次来告密的目的。经过了多年之后,台岛的历史小说大家高扬先生曾经撰文披露了真像,端纳告密的原因有两个:一则他在职务上应该忠于张学良,二则是端纳虽然是澳洲,他是为英国服务的高级情报员,而英国与日本在华利益,早就有利害冲突,杨宇霆一向和日本勾结,走的是日本的路线,对于美国有不利的因素,而英美在华利益是有某种默契的,所以端纳必须跟他作对。”

月10日上午,叶野武马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大帅的府邸,见到张学良后就先为主地说:“汉卿!邻葛已经同意履行建设满蒙新五路的许诺,你看怎么样?你有什么高见?”

张学良听罢后,火气不打一处来,为了给这个盛气凌的叶野武马一点颜色看看,他神态严肃地站起身来,颇有风度地踱着方步,许久没有回答叶野武马的问话。

“我不明白,你叶野顾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话。”张学良瞥了一眼叶野武马,“你是一位老外交家了,应该清楚平常的外交手续吧?”

叶野武马误以为张学良在挑他的礼--为何不先来拜访他,遂佯作笑态地说:“汉卿!原来这件事情是邻葛经手办理的,我想先探问一下他的态度,也就明白了你的意向。”

“请你看看这份国府的文告广张学良转身取来备放好的文件,“上边写的清楚,中央主持外事,一切协定合同,非有国府参加,不能生效。我已宣布易帜,无权和贵国洽谈这类大事了。”

当时下午,杨宇霆和常荫槐相偕来见张学良,不仅为修建所谓满蒙新五路一事兴师问罪,而且还强硬地提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张学良当即表示,目前东北甫经安定,涉及外交之事应该慎重考虑,不能草率行事,须从长计议。杨、常则坚持即刻决定,并取出已经写好的便条,要张签字。张最后推托说现在已经到晚饭时间,容待饭后再作决定,并留杨、常共进晚餐。杨表示临来之时,已告诉家里回去用饭,还是回去吃过饭再来吧。于是杨、常辞去。张学良痴痴地位立室中,久久不语。过了一会儿,他突然仰脸大笑,然后命谭海找来了亲信高纪毅、刘多筌,首次公开提出了处决杨、常的想法。谭海等早就气得跃跃欲试了,因则一拍即合。其中高纪毅说:“杀的事,说办不办,必有后患。”因此更加坚定了张学良的决心。他当即果断地命令:“就定在今天晚上。下边,再研究一下具体的措施,以及善后事宜的处理。”

关于处决杨宇霆和常荫槐的过程,历来有各种传说。据当事高纪毅的回忆,当时情形是这样的:他们走后,张立刻用电话召我进府,这时已是下午五点半钟。我进府立被张召入内室,他从容不迫地向我说:“杨宇霆、常荫槐二欺我太甚,他们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发表常荫槐为铁路督办,说是为的能管理中东铁路。事关同苏联的外交问题,这事要办也应该请示南京,从长计议。但他们要我立刻签字发表,太不象话了。现在他们正在回去吃饭,少刻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二处死,你率领卫士去执行好了!”我接受命令后,请示应在何处执行。张指示说:就在老虎厅内执行,并以轻松的语气嘱咐我说:“你可要小心,他们二身边都带有手枪。”于是我配备6名卫士,由我同张的侍卫副官谭海率领,另由刘多筌担任府内外警卫任务,不许出去(刘当时仅知将有大事,但并不知要处死杨、常。一切布置完竣,经过两个多小时,径入老虎厅就座。我同谭海率领六名卫士持手枪进入老虎厅,立即对杨、常宣布说:“奉长官命令,你们两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二位处死,即刻执行。”杨、常闻言,脸色惨白,一句话也没说出,当即由六名卫

张学良接着指示处理善后步骤,一面连夜以长途电话指示驻天津代表胡若愚,要他立刻向南京蒋介石报告处死杨。常的原因和经过,一面用文字写成军法会审形式,罪名是“妨碍统一,检查官由我署名。我率彻夜工作,通宵未眠。

翌晨天还未明,张学良召集张作相、翟文癣王树翰、郑谦、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宣布此事经过。这些乍闻之下,面面相觑。同时张又嘱郑谦在另室草拟电报,正式报告南京,并昭告东北各县市。郑谦是杨宇霆的亲信,提起笔来只是摇头沉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过了片刻,起身要走。我严肃的警告他说:“从现在起没有我的命令,任何都不能离开。”他只得重又坐下,但仍未动笔。最后还是改由刘鸣九执笔,将电报稿拟好。

这时始将杨、常尸体从老虎厅用地毯包裹抬出,用汽车送到南头风雨台姜庙(杨宇霆为纪念姜登选修的庙)装棺,听由他们家亲友吊祭。杨、常被杀的消息传出以后,顿时震动了沈阳全城

与此同时,张学良为慑服杨宇霆的派系势力,运用恩威并济的策略,除优抚家属之外,还亲自写了一副挽联:“瞩目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凄绝东山霖雨,终怜管叔误流言。”上联比之于诸葛亮挥泪斩马俊,下联引用周公旦诛叔之典故,借以表达其复杂的情感。

翌日,张学良领衔发表了震惊中外的通电,全文如下:统一告成,凡我同志,正宜和衷共济,协力图功。学良受事以来,对于先旧有僚佐,无不推心置腹,其中尤以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黑龙江省长常荫槐二,倚界尤殷。乃杨、常朋比,致使一切政务,各事无从进行,厥有数端:溯自民国13年后屡次战祸,均由彼二纵恿播弄而成,迹其阴谋私计,自我先大元帅,倡导和平,南北协洽,独彼二退回观望,近如滦东五县,其阻挠者一;平奉车辆,学良已商允交还,惟被二从中作梗不放行,咸受苦痛,而车辆废置破坏,何可纪极,其阻挠者二;滦东撤兵,正协心,而杨、常坚持异议,其阻挠者三。以上三端,学良曾再三婉商之;借友劝导之;用命令申斥之,而彼二概置不理,对于我方不怀好感。

现远因则酿成战祸之罪魁;观近因则破坏和平之祸首,不独害我东省,实害我中华。学良夙夜警惕,和冀奠我三省于磐石之安,勿令再有军事行动,谋工商之发达,谋中外居民之幸福,使吾乡父老子弟,耿耿之诚,可质天日。

乃彼二包藏祸心,事事阴图破坏,处处竭力把持,以兵工厂及交通事业为个私利之渊教,不解省库,且向省府通索巨款;其动用款项有案可稽者,已达现洋二万万余元,即无长官批示,亦无部处核销,多私囊。任用多其亲属,政府归其操纵,每予袒庇,非其私党加以摧残,前如王永江之被摈,郭松龄之激变,果谁为之?近如金融之扰乱,又谁致之?司马昭之心,吾东省皆知之,而世或未尽知也。学良黍膺疆寄,待以腹心,诚欲化彼贪顽,同等念其多年共事,不谓彼辈奸险性成,近更暗结党徒,念及此,学良与同等再四筹商,金谓非去此二,非待无建设之望,且将有变乱之萌。大义灭亲,何况交友?

毒蛇螫手,学良等不敢违弃公谊,徒顾私情。当于真日召集会议,并邀彼二列席,当众按状拷问,皆已俯首服罪,即时宣布罪状,按法执行。国家自有定律,非同等所能轻重,所冀海内明达调察内情,特电奉闻。

张学良、万福麟、翟文癣刘尚清、刘哲。莫德惠、沈鸿烈、袁金铠。

二次北伐,以张学良易帜并巩固了东北政权为最后的胜利标志,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历史宣告结束。蒋介石凭着他的权谋,总算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大业”。

1928年6月24日,蒋介石提出一份《呈请设立裁兵善后委员会文》,说是“北伐已告完成,军事应谋结束,斯其时矣

7月6日上午,蒋介石率众在北京碧云寺举行祭奠孙中山灵枢的大典。对于蒋介石玩的这一手,四个集团军的首领谁也不敢怠慢,因为他们都自称是孙中山的信徒。

上午8点20分,以蒋介石为主祭、阎锡山、李宗仁为襄祭的祭典开始,山第三集团军总指挥商震代表蒋介石宣读祭文。蒋介石在祭文中强调“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殷,寄以非常之任

”明显是以统帅自居,俨然凌驾于各路集团军之上的“总总司令”了。祭文宣罢,开棺瞻仰中山先生遗容。棺盖一开,蒋介石当即扶棺大哭。冯玉祥上前相劝,不料他哭得反而更伤心了。参加祭典的文武官员们本来就各怀鬼胎,见蒋介石如些造作,都觉可笑。有悄声骂道:“这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我们走!”蒋介石耳朵尖,马上就不哭了。于是盖棺散会。

7月11日,蒋介石邀集冯玉祥、李宗仁及白崇禧、吴稚晖等军政员在汤山讨论整理军事方案及军事意见书。在会上,蒋介石主张在改组中央政府机构的同时,举行一个编遣会议,意在精兵简政,减少军费开支用于经济建设。

对于蒋介石提出的“编遣”主张,因其冠冕堂皇,冯玉祥和阎、白等都无法公开反对。但蒋介石的用心他们都是心知肚明的,无非是想借此“削藩”,壮大蒋家嫡系第一集团军的实力,削弱另外三个集团军的兵力,以便伺机各个击破。与会各都是在官场和战场上征讨杀伐久经历练的老手,他们表面上同意蒋介石的主张,但心里都在各自打着如意算盘,都想利用“编遣”的机会,多保存些实力,造成对自己有利的形势。其中尤其是冯玉祥和李宗仁,他们原则上不反对编遣,但又对地盘的分配感到不满,以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一些有利于自己的调整。所以,当蒋介石提出编遣主张后,冯玉祥等都“积极发言”,乘机发泄不满。座中惟有阎锡山不说话,而且对蒋介石的意见唯唯诺诺,表现出十分恭顺的样子。这诚然是阎锡山多年养成的一贯作风--先观风头,再做主张。但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在北伐后的地盘分配中已由山西发展势力到了冀、察。绥三省和京、津两市,感到十分满意。此外,他也看出了蒋介石的阴险用心,觉得与其参与反对,不如坐观成败,以收渔之利。这样,众意见未能统一,汤山之议遂告不了了之。

在编遣会开张前,国民党于8月8日至15日在南京召开了二届五中全会。蒋介石致《开会词》。他说:“回想自从民国13年1月1日至17年8月8日之今日,总理交付我们的军事时期才告一段落。不过从今天起,也就是从这第五次中央全会开会之日起,我们要继续为国民革命,开始去作训政时期的工作。”全会通过了《政治问题案》,提出“依据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应设立司法。立法、监察五院,逐渐实施。”即决定实行“五院制”,还通过《整理军事案》,规定:军政军令,必须绝对统一。军队之组织,更必须十分完备,才能使全国军队成为真正之国军;逐渐实行征兵制,以收内安外攘之效;破除旧日一切以地方为依据,以个为中心之制度及习惯。全国军队数量,必须于最短期间切实有效收缩。军事教育必须统一,为完成国军之基矗

各军各地方,不得自设军官学校及类似军官教育之学校。裁兵,为整军理财之第一要务。在国防上,海军、空军及军港要塞之建设,均为重要。全会还决定:“各地政治分会,限于本年年底,一律取消。”会上,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间为行政院院长、胡汉民为立法院院长、王宠惠为司法院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蔡元培为监察院院长。

同时,蒋介石还发表了冯玉祥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阎锡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兼内政部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并希望这三个长期住在南京。这实际上是蒋介石采取的“调虎离山”的“削藩”之举。以达削弱其在军队中的权势和影响之目的。

根据汤山会议和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关于军队编遣的决定,在南京非正式的讨论过几次军队编遣问题,和其他军队整肃方面的问题。

在第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冯玉祥提出了编遣的几项标准,说什么有训练者编,有革命性者编,无革命性者造;有作战功劳者编,无作战功劳者遣;枪械齐全者编,枪械不全者遣。而他的第二集团军,这四项标准中应编的条件样样俱全,应编的占多数,应遣的只占少数。当下何应钦就向:那么你打算编多少?冯说:多少还不敢说,在四个军团里总应该占第一位吧。蒋介石很不高兴,哼了一声说:“那你就提个方案吧!”

在第二次非正式会议上,冯玉祥提出了一个方案,他到有点客气,没敢占第一位,而是和蒋介石拉平了。主张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杂牌军编八个师。蒋介石没有表示可否,只说:以后正式会议时再解决吧。

阎锡山也就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了南京。何应钦就来见阎,谈了关于编遣会议的方针,特别谈到冯玉祥所提的方案,最后何应钦表示:“蒋先生希望阎先生也提一个方案,在会上共同研究。”

何应钦还说:“蒋先生意思希望在四个集团军的辖区之外,再加上一个中央区,最后请阎先生在方案上一并提出。”阎锡山考虑了片刻,说:“我可以准备这个方案,但加上中央区这个问题由我提出,似乎不甚合适。如果蒋先生提出来,我一定首先赞成。”之后,阎锡山就搞了一个方案,五十个师不变,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成八个师,其他非正式的队伍编成六个到八个师,其余六个到八个师则由中央处理。阎锡山的这个方案事先写成了书面,交给了何应钦,转交给蒋介石处理。

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正式开幕。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监委会委员、各集团军的总司令、总指挥等60余参加了会议。全体与会者在正式开会前先对着孙中山遗像宣誓:“敬以至诚,宣誓于总理灵前:委员等遵奉总理遗教,实行裁兵救国。

对于本党之一切决议,不敢存丝毫偏私、中辍之弊。如有违犯,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

在这个颇为隆重的编遣会议成立典礼上,吴稚晖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训词,接着是蒋介石致答词,他说:“统一后军惟有编遣始能自救救国。否则拥兵自相残杀,徒取其辱而已

”在会议上,蒋介石发布了《国民编遣委员会开会宣言》,明确规定了这次编遣的四项原则:一、不偏私,“国军裁留之标准,乃认为全国所有之军队为一整个不可分之单位,整个的国军之下,不认再有其他之单位;二、不欺饰,“务以公开与诚实为标准

不欺、不诬”;三、不假借,“为厉行精兵主义而裁兵,誓当一秉救国之本怀”;四、不中辍,“十七年来纷如乱丝之军事现象应使完全革新,即一切附丽于军事恶制之旧观念、旧习惯,亦必加以根本之扫除。”这个宣言是全体与会员宣誓誓辞的具体阐释,是深恐各路将领不释兵权而预先制订的一个“约法”。蒋介石在致答词时还假惺惺地表示:“这个编遣委员会是集合忠实军领袖与党的领袖成立的,我们的使命是要共同救中国,共同建设新中国

当时各集团军的数,李宗仁回忆说:“第一集团军为最多,四个独立师,共五十余万。第二集团军共十个军,合计四十二万。”

会上通过了一系列规定。在1月5日的第一次大会上,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会议规则》,冯玉祥在这一天日记中说:“九点,赴第一次编遣会议开会,宣言中有一不偏私,三不中辍数语,观与会之精神,询有无限之希望也。”

8日的第二次大会上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临时秘书处组织规程》。11日的第三次大会上通过了《确定军费总额实行统一财政办法提案》,冯玉祥在这一天日记中谈及:“下午三点,开编遣会议第三次大会,讨论全国兵额及实施编遣办法大纲草案并编遣进行大纲。

余以此事极关重要,遂毅然赴会。开会时,蒋主席主张付审查,并推定余为审查委员长。”14日,冯玉祥在日记中又说:“开国军兵额及实施编遣办法大纲编遣进行程序大纲审查会议。决议事项:兵额不得过六十师八二)编遣办法会同农矿工商财政各种提案,分别规定;编遣程序先行调查各集团军实在状况,编制各项精密统计,然后决定。”17日的第四次大会上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规定:“全国现有军队,除中央直辖各部队及海军各部队,应由编遣委员会径行派员缩编外,其余应分为左列六个国军编遣区,实行编遣:第一区,专管编遣原隶第一集团之各部队;第二区,专管编遣原隶第二集团之各部队;第三区,专管编遣原隶第三集团之各部队;第四区,专管编遣原第四集团之各部队;第五区,专管编遣原隶山东省之各部队,专管编遣原隶川、黔各部队。”还规定:“缩编全国现有之陆军步兵,至多不得超过六十五师,炮兵十六团,工兵八团(共计兵额约80万,空军、海军另定),其编制应斟酌全国收总额之比例,务必缩减军费至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为止。

依此定额,暂定一年经常军费及预备费,为1亿9200万元,各编遣区及中央直辖部队其编留之部队,至多不得超过十一个师。”22日的第五次大会上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编遣区办事处组织大纲》,决定在全国设立八个办事处:中央直辖各部队编遣办事处,中央直辖海军编遣办事处,第一编遣区办事处,第二编遣区办事处,第三编遣区办事处,第四编遣区办事处,第五编遣区办事处及第六编遣区办事处。同时这次大会上还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服务规程》。

在讨论实质性的问题即各集团军怎么个编遣时,蒋介石对准第二集团提出编遣第二集团军的计划。冯玉祥也不买帐,立即提出一个裁兵原则八一)裁弱留强;裁无功留有功,并指出:“第一集团军内所收编的南北部队十余万,应该首先是裁撤的对象。如今这些收编的部队留而不裁,反而要裁北伐中有功的正规部队,实在有些不公平。”结果在议过来论过去的过程中,多数赞同阎锡山的提案。很显然,阎的提案对蒋介石有利,虽然蒋的力量同冯相等,但蒋介石另外可以支配中央编遣区,也就是说有六个至八个师可以再归他指挥。李宗仁看到阎锡山的方案带有离间蒋、冯的性质,所以也倾向于阎的方案。这样一来,冯玉祥就称病请假,不到军部来办公,编遣会议也不来出席,只派个代表参力。

蒋介石为了掌握冯玉祥的情况,曾派孔祥熙前往慰问。当孔走到院里,就听到了冯玉祥正大声和许多说话,冯却倒在床上,连声呻吟。

探帛,只见他卧房里炭火熊熊,冯氏则倒卧在床上,盖了两床锦被,呻吟不止,好象真有大病的样子。”又说:“蒋先生有时也亲往探视冯氏,并安慰他要好好静养。”冯玉祥自己说:“近日失眠,胃病等症复发,据医生诊治说,是神经衰弱症。”

1月25日,编委会议暂且闭幕,蒋介石致闭幕词时说:“本会历次议决各案,不仅议决后就算了事,还要-一实行起来,才算完成了我们的责任。”胡汉民也致词说:“所有本会各种决议案,都是国家的根本大计,我们要如何的努力把他实行起来,并且要把他作好,就要看大家的实际行动了,我们不愿意夸夸其谈的说一些抽象的不切实际的漂亮而又动听的名词,我们要有实行的条理和好的方案。”

当时部队编遣的结果,何应钦在《全国军缩经过》的报告中说:“第一集团军已缩编为十三师、两个炮兵团、一个交通兵团、一个骑兵师,每师有三个旅,共约24万余;第二集团军已缩编为十二师,约22万;第三集团军亦编为十二师,约20万左右;第四集团军已缩编为九团制之师十三个,约23万。正在缩编中者,有张贞师、陈耀汉师及陈调元、方振武。高桂滋、任应读、刘珍年、谢文炳、顾震等所部共约22万。此外奉天现缩为步兵十五旅、两个骑兵队、工兵五营、通信一大队、特种车队,共计约12万;吉林、黑龙江两省共六个旅、约4万余;云南现有六师约3万;四川邓锡侯、刘湘、杨森、刘存厚各部共约18万;两广有陈济棠、陈铭枢、范石生等五军及许克祥师,共约12万;贵州约2万;海军陆战队约8000。总计全国军队数目,共约百六十余万,现已改编成师者已逾五十个以上,裁遣官兵又达百万。”

何应钦又说:根据缩编后的数字,核与国家收入比例不符。惟从兹收束军事,筹备国防,此其噶矢。他日再由国军编遣委员会加以一般之整理,使全国兵额不超过50万,以符五中全会之宣言。”

在正式会议上,蒋介石开始是不表态,任由们针对冯玉祥和阎锡山的两个不同的编遣方案进行争吵。当他采取种种手段争得们多数支持阎锡山的方案(即在四个集团军之外,再加一个中央区)之后,他才以仲裁者的面目表态,不但同意阎的方案,且又提出增加东北编遣区,使张学良感思不荆这样,蒋介石不仅在编的军队最多,又把张学良拉到了自己一边。增加了“蒋家军”的实力。

最后,会议制定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规定,从全国编遣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全国军队一切权力收归中央,正式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司令部及海军司令部。各部队原地驻扎,听候点编。同时还规定,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至此,与会的各路诸侯们才明白自己是上了蒋介石的当--各实力派的军事大权在无形中被剥夺了,指挥权、任免军官权,甚至连司令部都被“取消”了,这些号令千军万马的将军们顷刻间成了“光杆司令”。这样的“规定”自然是谁也不肯接受的。冯玉祥、李宗仁、李济深等的态度因之骤变,由原来的相互攻击、勾心斗角转为同病相怜。他们联合起来,以各种托词抵制编遣会议,冯玉祥和阎锡山索性主张“休会”。蒋介石知道一时难以使各路诸侯就范,一纸空文也不可能把家的兵权释去,于是采取缓兵之计,宣布以后再开一个“编遣实施会议”。这样,到1月25日,编遣会议草草收场了。

这次编遣会议,蒋介石不但没能实现其全国军权尽归己手的目的,反而把自己摆到了与各派军事力量尖锐对立的位置上,激化了矛盾。各路新军阀识破了蒋介石的阴险用心,知道蒋介石不把他们彻底搞垮是不肯罢休的,所以他们纷纷离开南京,回到自己的领地上,积极准备力量,要与蒋介石一争雌雄。

蒋介石一手导演的编遣会议的闹剧,无异于在自己脚下安放了一只巨大的火药桶;紧接其后,他又匆匆忙忙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等于又在自己脚边安放了另一只火药桶。

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已呈现出四分五裂的状态,“改组派”数最多,以汪精卫为领袖,不断掀起反蒋风潮;“再造派”拉孙科为大旗,主张立胡汉民为党的领袖,反对改组派;此外还有国民党内数不多却实力不凡的元老集团--西山会议派。这些派别的共同特点是:拥护蒋介石的“清党”反共,反对蒋介石的独裁。

蒋介石明白,要想独揽政权和军权,必先独揽党权。他对争夺党权是很有实践经验的。为了操纵这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预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排除异己,扫除障碍。这就更进一步激化了各派政治力量与蒋介石的矛盾。首先是桂系与蒋介石闹翻了,李宗仁潜回广西,白崇禧电请辞职,于右任也不肯赴宁开会。

冯玉祥则不仅不来开会,反而发表通电,公开辞去军政部长一职。汪精卫一派的中央委员更乘机鼓噪,公开策动“反对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运动。一时间,反蒋活动日益扩大,各派军事力量军心不稳,桂系更在调兵遣将,摆出了大战的架式。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铤而走险,他要利用这短暂的形式上的统一时机,抓紧把党权独揽在手,以便“正名”用“中央”的名义镇压和消灭各反对派。

1929年3月15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在蒋介石一手操纵下,大会发表宣言,彻底抛弃了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革命精神,背叛了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纲领,公开指责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把共产党列为北伐革命的对象。这次大会,第一次把蒋介石树为全党的最高领袖,从而标志着中国国民党已成为蒋介石手中的工具。

第二次北伐结束后,桂系达到了全盛时期。白崇禧、李济深、黄绍站等桂系骁将自广西经武汉至平津,摆成一字长蛇阵,虎视耽耽。按当时的兵力对比情况来看,蒋、桂实力相当,真打起来的话,鹿死谁手还很难逆料。而冯玉祥的西北军实力比蒋、桂都大一些。所以大战未开,冯玉祥先成了双方争取的对象。

蒋介石派邵力子为代表,去劝冯玉祥与蒋合作。蒋介石许愿:让冯担任行政院院长;委孙良诚任山东省主席,并任由冯玉祥在湖北和安徽两省中选一省为西北军的地盘。交换条件是冯玉祥通电讨桂,兵发湖北。但冯玉祥却不作正面答复,千方百计拖延时间,想先看一看事态如何发展,待机而动。

冯玉祥口头上答应得很痛快,但又借口布署军队需要时间,表示希望李、白发动战争之后能够撑持两周,到时候他兵力部署完毕,一定响应。其实这也是冯玉祥的手腕,意在坐山观虎斗。一则可以联桂反蒋,削弱蒋的实力;二则可以利用蒋、桂交战,乘势夺取湖北。因此,他派遣部将韩复第带兵进驻武胜关,相机而动。

蒋、桂之争,早在编遣会议草草收场后就开始了。国民党三全大会前夕,桂系利用“武汉政治分会”的权力,派兵占据了两湖地区,形成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态势。这时的蒋介石一心要把三全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以便夺取党权,所以他没有立即与桂系兵戎相见,而是暗地里精心策划了一个消灭桂系的计划。这个计划的要旨是:瓦解白崇禧部、拆散桂粤联盟,然后发兵征讨之。

蒋介石的谋略之术的确胜一筹,他一贯采用的办法是拉一派打一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这次对付白崇禧,利用唐生智驱逐白崇禧。白崇禧当时驻扎河北,他带到河北的李品仙、廖磊两部原系唐生智的部队,兵员多是湖南籍,乡土观念极重。白崇禧既想长驻河北,又欲向西北扩展,这就引起部下的不满情绪。蒋介石抓住这一矛盾,许以军权厚赏,促其北上收回旧部于制下。唐生智立即表示竭诚拥护蒋介石,并由上海启程北上。这时,白崇禧已率部南下浦口,拟配合李宗仁攻蒋。但此时唐生智复职的消息已广为传播,部队已不听白的指挥,甚至到处出现“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的标语。白崇禧自知大势已去,遂化妆逃走。3月20日,唐生智抵达塘沽,重新统率旧部,次日即宣布讨伐白崇禧,蒋介石也立即任命唐生智为第五路军总指挥。至此,蒋介石扶唐倒白成功,桂系未曾开战就先失一旅,受到重创。

同是3月21日这天,蒋介石在南京突然下令软禁了粤系将领李济深,关押于汤山俱乐部。同时他又派粤籍将领陈铭枢和陈济棠越广东游说粤军将领服从中央,二陈不辱使命,粤军脱离桂系,桂系又失一翼,顿时孤立起来。随后,蒋介石又任命陈济棠为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陈从此成为“广东王”。

作为军事指挥官,蒋介石最推崇“不战而屈之兵”。他的拿手好戏是利用敌方内部矛盾,以重金和高官收买叛将。他用此法成功瓦解了湖南湖北,桂军不战自退,蒋介石于4月5日到了武汉,宣称“兵不血刃而定武汉”。还在武汉单独召见了冯玉祥派驻武胜关“相机而动”的部将韩复菜,蒋介石夫妇一齐出马,对韩“盛情”款待,当面许韩任河南省主席,并赠以数十万元的巨款,做起了瓦解冯玉祥部队的工作。

5月5日,蒋介石“彻底铲除”桂系的军事行动正式开始,李宗仁在梧州打起了“护党救国军”的旗号,由白崇禧和黄绍站率兵分两路向广东进军,试图打开新局面。5月21日,粤、桂军在广东白泥血战,桂军败走广西。这时,蒋介石又以四面八方调来大军讨伐桂军,白崇禧和黄绍站自知败势难挽,双双逃到越南,蒋、桂战争以蒋介石的大获全胜而告结束。

蒋介石在与桂系的争斗中,没有得到冯玉祥的支持,冯玉祥假意支持蒋介石倒桂,却在兵下徐州时印刷了大量“讨逆公告”,这个“公告”印制得十分特别,只影贪赃枉法、屠杀民众、迫害青年”一类的罪名,却不印所“讨”之“逆”究为何。冯玉祥的用意很清楚:他说是出兵14万助蒋伐桂,实际上仍然是“出声不出力”,他是在等待最后的结局,蒋、桂无论谁打败了,他就在布告上填写谁的名宇。这种做法看似聪明,不仅把桂系害了,冯玉祥自己也得罪了蒋介石,落了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所以,蒋、桂战事一停,蒋介石就开始算计这位“如胞兄”的冯玉祥了。他在武汉已收买了冯玉祥最忠实的将领韩复榘,接着又派到襄樊,用几十万元把石友三也“买”了过来。其后,收买了刘镇华、马鸿逵等将领。

收买冯玉祥部将的同时,蒋介石又广泛散布谣言,说冯玉祥意欲与苏联勾结,然后向山西发展,以此挑拨冯、阎之间的关系。阎锡山虽然不相信冯玉祥要打自己,但毕竟“三成虎”到处都在传播这个说法,弄得他也疑虑重重。

在这样的情势下,蒋介石又使出第三招:连连电请冯玉祥南京供职,企图使西北军陷群龙无首的境地。而冯玉祥到了这种时候当然是断断不会上当的,他明确表示自己不去南京是“恐为李济深第二”。拒绝京之后,冯玉祥在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武装反蒋,并自任“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要求所属各部从山东、河南等地撤至憧关集结,准备迎击蒋军。

5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蒋介石为主席。23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了决议案,革除冯玉祥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其党籍,并下令查办。至此,蒋、冯矛盾公开化。在国民党中央发布的各项文告中,冯玉祥被称为“统一之梗”,成了“阴险成性、反复无常”之徒。

在此期间,冯玉祥的部将韩复榘、石友三突然通电维持和平,表示拥护中央、拥护蒋介石。两名部将的公开叛变,使冯玉祥痛心疾首,他在华阴日夜哭泣,甚至打自己的嘴巴。在蒋介石的强大压力下,冯玉祥失去了迎战信心,他突然宣布:“自5月27日起,所有各处电文,从此入山读书,遂我初衷。”

他以此种方式下野当然不是为了读书,而是为了使蒋介石失去进攻西北军的借口,保存西北军的实力,然后设法联合阎锡山反蒋。这一招果然有效,蒋介石的武力进攻成了无名之师,只好暂时停了下来。

冯玉祥宣布下野后,一口恶气出不来,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于是他派邓哲熙和曹浩森到太原找阎锡山,表示希望与阎联手反蒋。阎锡山在蒋、冯冲突中左右逢源反复其手,既媚蒋压冯、又拉冯抗蒋,使自己处在蒋、冯都要竭力拉拢的有利位置上。蒋介石自己就是玩弄这一套手法的大行家,岂能识不出阎锡山的把戏,只是以他当时的力量,无法一口吞下冯、阎两支实力军队,只好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先把冯玉祥弄垮,回过头来再收拾晋军。6月7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委任他为北路军总司令,要他帮助进攻冯玉祥。阎锡山则回电表示不愿内战,扬言他要与冯玉祥一起下野出洋,井派专程赴日本安排住处,还在天津订购了船票,摆出一副真的要引退的架式。在此之前,阎还让冯派来的特使邓哲熙和曹浩森捎话给冯玉祥,请冯玉祥赴太原共商反蒋大计。当时冯玉祥怀疑阎锡山别有他图,不敢贸然赴晋。后见阎真的是要出洋的架式了,加上阎锡山又派了一向受冯玉祥敬重的老朋友李书城前往华阴劝冯也一起出洋,遂打消了顾虑,于6月日启程赴太原。24日晨,在运城住了3天,备受晋军将领优礼相侍的冯玉祥乘车前往太原,当晚与阎锡山在介休见面,25日一起到了太原。

冯玉祥一到山西,阎锡山自以为“奇货可居”,遂以冯玉祥为政治资本,暗中同蒋介石谈起交易来,蒋介石明白他的居心,亲赴北平约阎面谈。阎锡山在太原与冯玉祥虚以委蛇,却又偷偷跑以北平与蒋密谈。经一番讨价还价,蒋介石委任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阎锡山则答应尽快解决西北军。“协议”达成后,阎锡山回到太原,先是“称脖住了医院,后又退掉了赴日的船票,并寻个借口将冯玉祥骗到五台县建安村软禁起来。

冯玉祥上了阎锡山的当,当然既怒又急。但他身处晋军之中,只能不露声色,暗地里却在寻找出路,设法拆散蒋、阎联盟。他在建安村里动弹不得,便暗中授意留在陕西主持西北军军务的宋哲元,要他绕开阎锡山,直接与南京政府联系,向蒋介石靠拢。冯的部下们痛恨阎锡山趁火打劫,又苦于冯玉祥被软禁,西北军军饷无法解决。得到冯玉祥的密令后,宋哲元等西北军将领算是找到了一条出路。当时,西北军的将领鹿钟麟在南京政府住军政部长,宋哲元便派参谋长陈琢如赴南京见蒋介石,表示西北军接受中央指挥,要求补给军饷。蒋介石闻言大喜,以为西北军已然不战自降,瓦解冯系不再需要借助晋军了。于是,他委派于右任和贺耀祖到西安宣抚点编西北军,安抚冯军部将,并供应军饷。从此,蒋介石与西北军的关系由对抗--缓和,转而成为“亲密”了。

阎锡山见此情形,深恐蒋、冯联合起来对付晋军。为了摆脱困境,他于中秋之夜亲往建安村,当面向冯玉祥赔罪,并提出联合反蒋的建议。冯玉祥见折散蒋、阎的目的已经实现,遂表示愿与间捐弃前嫌,联手反蒋。经商议,冯玉祥仍住在建安村,以留回旋余地,由西北军将领首先举事,并通电拥戴阎锡山为首领,然后再由晋军起而响应。

1929年10月10日,宋哲元等27名西北军将领,联名发表拥戴冯玉祥、阎锡山,讨伐蒋介石的通电,列举了蒋介石的六大罪状:一、“自蒋氏继任主席,包办三全大会,中央成一之中央。假中央集权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天下为私”。

二、“自蒋主中枢,政以贿成。政府委员及财政官吏,即其妻党。狐鼠凭陵,秽闻昭彰。贪污之风,实甚于昔北京政府,以致开国正气,竟被蒋氏一手破坏无余”。

三、“连岁水旱成灾,遍及全国。仅西北各省灾民数近二千万。哀鸿遍野,奄奄待毙”。蒋氏对非嫡系部队,“常景十余月发一晌,伤者无医药,生者无一食。而蒋氏及其左右私党,骄奢淫逸泊享帝王之奉。军民交瘁,漠不关心。

自蒋氏到南京。不足三年,前后发行公债四亿二千万元”。“蒋氏用总司令名义支用特别费,每月百余万元。凡此黑暗贪污,即榨取民脂民膏民血”。

四、“蒋氏狡悍阴整”,“毫无政治道德、权术自民诡谋百出”“行帝王专制之淫威”,使“兄弟骨肉自相残杀。今年湘、粤。桂川卜滇、黔等省,蒋氏一实为之涌。”

五、“蒋氏假借编遣为名,一面令竭力灭缩,一面自己加大招募。两度会议,皆属欺骗阴谋。近更向德国大购军械,暗扩军额。外标和平统一之名,阴行武力统一之实。”

六、“蒋氏自知多行不义,乃更异想天开,学拿破仑三世之所为,利用外交问题,转移国的目标”。“此次中东路事件发生愈月。和平交涉,武力抵抗更不准备,坐令俄兵出没边境,焚烧城池。边民数百万流离失所,以数万万计,薄海痛心。”

宋哲元等的讨蒋通电慷慨激昂,指陈蒋的几条罪状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有一定的号召力。通电发出后,西北军兵分三路,浩浩荡荡向河南进军。但是,这一次西北军又上了阎锡山的当。通电讨蒋后,西北军进展很快,但晋军却按兵不动,迟迟不予响应,致使西北军后继乏力,士气大受影响,战局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急剧变化。

28日,蒋介石以陆海空军司令的名义,发表了《讨冯誓师词》,大骂冯玉祥说:“冯逆反复,勾结暴俄,既召外侮,内战国本,举国同仇,全军愤激,为党讨逆,党亡与亡,身为后死,义无反顾,军法连坐,内奸不除,叛徒不灭,歼除内奸,肃清反叛,安我国民。”

由于蒋军兵多将广,弹药、粮食充足,而西北军孤军深入,兼以宋哲元和孙良诚因争夺指挥权而发生矛盾,孙良诚意气用事,竟擅自率部脱离战场,导致全线溃乱,全军退回到潼关以内。因此,仅仅一个多月,蒋介石就打败了西北军。冯玉祥第二次反蒋又失败了。所幸这一次冯玉祥身在幕后,蒋介石打败的是宋哲元和孙良诚部下的西北军,并未与冯玉祥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西北军战败后,冯玉祥的处境至少没有变得比开战以前更糟糕,蒋介石也不敢逼冯过甚,给他指了两条出路:或者到中央供职,或者出洋考察。

冯玉祥处境如此,阎锡山的日子也不好过。10月28日,蒋介石把特任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命令公布于众。11月5日,阎锡山也喜洋洋地宣布就任此职。然而,就在阎锡山脸上的笑容还没褪去的时候,11月26日蒋介石突然规定:“在中央有职务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府委员应驻京,无公事不能离职。”按照这个规定,阎锡山将不得不离开太原到南京去当官,这实际上等于被蒋介石“削了藩”,等干将晋军拱手送给了蒋介石。接着,蒋介石又派宋子文到平、津两市,把平、津税收尽数归为国有,使盘踞平、津实地的阎锡山从此无税可收,空守着个水中月、镜里花。

阎锡山几年来帮蒋介石绞杀其他派系,到头来落得这样的结局,连连吃了蒋介石几个“哑巴亏”。而且,眼看蒋介石将嫡系部队大批北调,明摆着是冲着晋军和冯军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向善于投机钻营的阎锡山也不得不考虑出路问题了。出路只有两个,任其宰割,弄个有名无实的闲官当;或者反蒋,拼个鱼死网破。若果然扳倒老蒋,前景自是妙不可言。在两条出路的抉择中,阎锡山还没拿定主意,蒋介石却又来逼他了。1930年1月16日,吴铁诚奉蒋介石委派来到太原,请阎锡山补行副总司令就职仪式。这不是个仪式的问题,而是蒋介石逼间表态的一种形式。阎锡山被挤到绝路上,遂借机发表了反对蒋介石的演说,公开指责蒋介石独裁。并要求蒋介石下台,“在野负责”。蒋介石则一面反唇相讥,一面调兵遣将进行武力威胁,同时授意何应钦提出也叫阎锡山下野。

蒋、阎的争吵,使冯玉祥看到了转机。他虽被困建安村,但与西北军将领仍保持联系。这一次,冯玉祥重施故伎,密令鹿钟麟派与蒋介石联系,并故意使阎知道。

阎锡山果然上当,认为蒋、冯意欲联合对付晋军了。他审时度势,认为冯玉祥反蒋是一向坚决不馁的,现在冯处于逆境,自己若能主动与他修和,冯玉祥多半会同意,何况他与冯是拜把子兄弟,冯又是个粗放豪爽之,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不怕冯玉祥不尽释前嫌,联手发动新的反蒋战争。于是,阎锡山决定联冯打蒋。

他自任首领,请冯玉祥回陕指挥西北军。在冯玉祥临走的前一天,阎锡山又来到了建安村,极其诚恳地对冯玉祥说:“大哥来到山西,我没有马上发动反蒋,使大哥受了些委屈,这是我第一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后来未哲元出兵反蒋,我没有迅速出兵响应,使西北军受到损失,这是我第二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现在我们商定联合反蒋,大哥马上就要回到潼关,发动军队。如果大哥对我仍不谅解,我就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迹。大哥回去以后,倘若带兵来打我的话,我决不还击一弹。从今以后,晋军吃什么、用什么,大哥的军队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决不歧视,唯天可表。”为了表示诚意,阎锡山当场交给冯玉祥现款50万元、花筒手提机关枪200支面粉2000袋,于 1930年3月9日送冯玉祥回到陕西。

冯阎结盟后,阎锡山一边积极进行战前部署,一边制造假象,发出“下野”通电。3月10日,西北军将领23发电挽留,并表示愿追随阎锡山奋斗到底。13日和14日,晋军将领和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的将领共计57通电全国,一面历数蒋介石的罪状,要蒋还政于民,一面公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推冯玉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推刘骥为总参谋长。

阎锡山就职时发表通电,指斥蒋介石“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以致“党不党矣,国不国矣,民不聊生矣。”

强军梦 &; 中俄是抗美患难兄弟军事合作越来越紧密!

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壮丽史诗!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或者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在西方选举式民主在世人心目中渐渐“去魅”,失去其原有的理想主义光环时,东方的中国的政治制度逐渐显示了独特的优势。

一点政治与哲学都不懂的老太婆,谁告诉你中俄意识形态相同?越、古与中国意识形态相同,但俄罗斯与我国意意识形态上相反。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两种不同阵营。

俄罗斯占有我国大片土地,华老太所谓一家人,根本不可能。中俄现在只能是为了各自的安全而合作,其间仍有各种分歧存在。就因俄罗斯不还我国大片土地这一点上,中俄将来反目是早晚的事。

华老太太,只能是没有原则的中国人,甚至连做中国人都不够格。华老太属亲俄派。动不动骂别人,甚至说论坛管理员是台特,一点也不考虑自己的言行。一个平民百姓,哪能进入俄罗斯海军四大基地参观?哪能看到大量核潜艇?只有自己心里有鬼,才老怀疑网友与管理员。

您老人家的这种提法,本身没错。但是,您老发亲俄言论,老说与我国的独立自主原则相反的言论,就不对了。您这种想法,而是很早就有。当年斯大林,林彪就有这种意思。但毛主席当场拒绝,当年也对林彪在东北的亲俄的作法很不满。斯大林当年就想把我国与东欧国家那样,当苏联的一个联盟国或共同办个军事联盟,继续租用几座基地。但毛泽东同志当即拒绝。这也是后来中苏分裂的原因。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苏联就是中国的老大哥,我们的革命军队后来改称红军,其实也是按共产国际的惯例所起的称呼。并不象您人家认为的那样:改称红军后才算真正的人民军队的原型。您老人家的这种想法,没一点逻辑常识。共产国际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未期,也就是遵义会议前。此后,毛泽东同志才从实际出发作出决定,不再以前的领导那样死认苏联那一套。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整个民族的利益,我们的红军改称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当时很多红军官兵想不通的。但历史最终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决策是正确的。他自遵义会议上任全党,全军最高领导人以来,一直全力排除苏联的干扰,建国后也拒绝斯大林的联合办军队的想法,走自己的独立自主的路。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同志有远见,不愧为

至于您说的毛主席才是人民军队的伟大的缔造者的贴子,这不是你提出的,而是早就有了的。我也提出我自己的不同看法,当年发起建军决议的是瞿秋白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实际领导人最先提出的。这是历史的事实。而当时周恩来同志与毛泽东同志,刘志丹等等众多起义的直接领导人,都属当时的中共中央的决议的执行者。按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人民军队的最重要的缔造者应为瞿秋白烈士。用执行者的功劳掩埋决策者的作用,完全是喧宾夺主的作法。

正确的提法是,毛泽东同志是我们人民军队的奠基人,这样最合适。万丈高楼,没有坚实的基础,光有土地也是不行的。

习主席的国事活动,与你这小人物没任何关系。别老用文革那一套,用与你毫无关系的高层来压人。少把你自己当成高人,二没诚心,整天胡吹。

中美三大国,哪个都不想与另一个大打出手,只因两个激战,另一个得利。因而,华老太的想法,没远见。如按华老太的想法去盲目干,与美国打持久战而两败俱伤,国力双双削弱的话,华老太的亲家俄罗斯岂不成了全球一霸?本爷倒时希望俄美在中东大打出手,两败俱伤,那样对我国很有利!曹操看刘备与孙权大战,多高兴哟!这个道理,一字什分文不懂。整天打打打地叫个不停,没谋略是你的悲剧。

请您老太太注意喽,合作不是合并,,诸如联合建部队之类,根本不可能.

少发奇论怪谈,美国打不赢中俄联军是您老太想的,应是美国打不赢中国!您老老带上您那黄毛大妖干什么,我们中国就活不成了?.

少发奇论怪谈,美国打不赢中俄联军是您老太想的,应是美国打不赢中国!您老老带上您那黄 .